社平党（美国）全国代表大会第一号决议
社会主义平等党的观点
2012年9月18日
原文“Perspectives of the Socialist Equality Party”是美国社会主义平等党在七月8日至12日间在底特律举行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号议案。该文于2012年8月30日发表在世界社会主义网站(www.wsw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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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8年9月由雷曼兄弟倒闭所引发的经济危机，具有深远的社会、政治和历史意义。像“低迷”、“衰退”，甚至是“萧条”这些字眼已几乎不能全面表达事态的严重性。今天已越来越难找到专业经济学家和媒体评论员满怀希望地提及未来的“复苏”。极端保守的刊物《经济学人》最近承认“世界经济出了某些极大的问题。”然后直截了当地指出：“这就是经济增长蹒跚不前与日益上升的金融灾难风险的结合。”[1]
2. 才不过20年多一点之前，当苏联于1991年12月解体时，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理论家们曾宣告，这无可争辩地证明了社会主义的失败，证明了去替代已取得历史胜利的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整个二十世纪的革命经验——它见证了世界各地亿万人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被宣布是徒劳无功地、甚至是非理性地去找寻一个无法实现的乌托邦。这些断言都是基于简单化和欺骗性地把苏联等同于社会主义，同时又否定托洛茨基所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派所进行的斗争，去反对斯大林主义背叛启发了1917年十月革命的那些原则。
3. 可是统治阶级的辩护士们一边坚持苏联解体前的经济危机证明了社会主义的失败，另一方面却没有从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对资本主义的未来得出同样意味的结论！尽管如此，2008年爆发的危机标志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均衡的崩溃，其历史意义相媲美于1914年所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29年华尔街的崩盘，以及1939年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危机显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庞大的历史性失败，从而在人类面前摆出了建设和争取社会主义，以替代资本主义的必要性。
4. 经济不景气从一个国家蔓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大陆蔓延到另一个大陆。在金融市场与生产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没有一个国家能摆脱在任何重要的地理区域中发生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后果。2008年美国次级按揭的崩溃动摇了欧洲。虽然冲击略为延迟，这场危机在中国、印度和巴西现正变得日渐明显，这是因为它们都严重依赖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出口市场。
5. 不过二十年时间，以单一货币实现欧洲“统一”的计划，已被暴露了这是历史上最大的经济骗案之一。1992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下所出现的是银行家的欧洲。“社会市场经济”——曾长期被吹捧为更人道的欧洲选择，以别于美国所实行的“自由企业”——已经演变为另一种甚至托马斯 • 马尔萨斯也会热烈欢迎的资本主义形式。欧盟各国的口号都是“紧缩”。在希腊，工人阶级群众已被降至赤贫的程度。西班牙的失业率达25％。该国16至25岁之间的青年有一半都没有工作。葡萄牙、英国、爱尔兰和意大利的工人都面临越来越绝望的环境。在法国，社会党的新政府也将毫不迟疑地实行旨在降低工人生活水平的措施。但是，尽管欧洲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进行了攻击，他们却一直未能制定一个统一的，更遑论有效应付危机的政策。欧洲单一货币的成立，并没有克服经济政策上的分歧。这是因为经济政策是历史地扎根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结构之中。尝试在资产阶级统治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上去统一欧洲是一种反动的计划，它只有通过军事警察暴力、政治上的独裁统治和急剧降低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等措施下，才能实现。每个欧洲国家的统治阶级都想要一个与自身国家利益兼容的解决方案。尽管有了在1945年后所建立的旨在防止欧洲国家之间发生冲突的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但今天的资本主义欧洲的分裂程度尤如二战前夕一样严重。
6. 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托洛茨基描述了大萧条所造成的政治混乱，他注意到，“资本的一切传统党派都处于一种近乎于意志瘫痪的困惑状态。”[2]这些话是不可思议和准确地适用于当前欧洲的情况。即使最有思考力的资产阶级评论家都认为没有办法走出这个危机。英国《金融时报》的马丁 • 沃尔夫在一篇题为“恐慌已经变得极为理性”的专栏写道：
承受着压力的国家还能忍受多少痛苦？没人知道。如果有一个国家脱离欧元区，那么将会发生什么？没人知道。摆脱危机的长期战略是什么呢？没人知道。鉴于这样的不确定性，恐慌，唉，是理性的。在此之前，我从来没能理解20世纪30年代是怎么发生的。现在我明白了。你只需要脆弱的经济体，一个僵化的货币制度，关于该怎么办的激烈争论，认为苦难是件好事的普遍信念，短视的政客，无法进行合作以及不能够在事发前有所预备。[2012年6月5日]
7. 华尔街的崩溃引发起世界危机并非是偶然的。与经济的寄生性相联系的“金融化”现象是因为利润率长期下降的运动过程，从而驱使投资脱离制造业的结果。事实上，“金融化”在美国推进得最为迅速，与美国作为世界主导性工业大国地位的衰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寄生性的增长是一种见证了美国资本主义腐朽的现象。担保债务凭证与其他以次级抵押贷款相关的欺诈性金融工具的创造，其直接原因是企业和个人财富的积累脱离了生产过程。追溯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在一代人的时间内，金融业在总企业利润中所占的份额就由6％增加到了大约50％。金融企业的迅猛发展使华尔街精英的财富积累达到惊人的水平，精英们又反过来利用其无限的资源去确保资本家国家完全服从其利益。同时，金融精英又力图掠夺公共资产和服务 ——如公共教育和医疗保健——使其更直接地服从私人利润的积累。
8. 在美国，笼罩着2012年的总统选举的是一种虚幻的气氛。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他的共和党对手密特 • 罗姆尼都夸张地以同样的陈词滥调大谈美国资本主义的光荣及其不屈不挠的创业精神。两人都承诺要维护美国作为“拥有无限机会”之国度的“伟大性”。然而，2012年6月发表的《联邦储备局公报》却以事实灾难性的驳斥了候选人们对现实的回避。《公报》写道：
在2007-10年期间，美国经济经历了自大萧条以来最大幅度的衰退。在2007年第三季年度到2009年第二季年度之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正式定义的衰退期——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下跌了近5.1％。同期，失业率从5.0％上升至9.5％，这是自198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所谓经济大衰退的复苏也特别缓慢；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一直到2011年的第三季年度才恢复到衰退前的水平。失业率持续上升一直至2009年第三季年度，并在2010年停留在超过9.4％。 [3]
9. 最重要的数据是关于这次危机如何影响了大多数美国人的净资产。 从2007年到2010年，通胀调整后的净资产（财富)——家庭资产总额和债务的差额——无论是以中位数还是平均数来算都急剧下降。中位数下跌了38.8％，平均数下跌了14.7％...... 平均净资产下降至大约2001年调查的水平，而中位数净资产则接近自1992年的调查以来没见过的水平......[4]
10. 约四十年来，通胀调整后的工人收入就一直停滞不前。工资受侵蚀的冲击，却因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房屋价格迅速上升而得以部分地缓和。然而，2008年房地产泡沫的崩溃，使美国资本主义长期衰落的社会含意都浮现了出来。中位数净资产下降达到接近40％的规模，显示了工人的生活水平由于美国的全球经济地位的衰落，而被无情地向下调整。
11. 绝大多数的美国民众——工人阶级和相当一部分中产阶层——的净资产的下降，是伴随着极端的社会不平等的增长。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收入从劳动人民那里被大量地转移到金融与企业界精英的手中。大部分的收入和净资产的增长都集中在人口中最富有的10％。而在这个特权的社会群体内，个人财富增长的最大部分又被人口中最富有的1％占有。
12. 有两个互相关联的因素构成了美国统治阶级的战略基础：第一，美国的全球经济地位的恶化；第二，财富集中到了直到最近都被视为在这样高度发达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里难以想象的程度。美国统治精英应对第一个因素，是在全球布署其压倒性的军事力量，以重新建立一种不容挑战的地缘政治优势——实际上就是全球霸权的地位。华盛顿决定以这方式去扭转美国经济衰落的长远后果。对于第二个因素，统治阶级的回应就是不断加强攻击美国人民的民主权利。这两个战略的主要方面——军国主义和镇压——都是在“反恐战争”的框架内进行的。
13. 在1928年，在美帝国主义出现的早期阶段，托洛茨基就警告说：“在危机时期，美国的霸权将会比繁荣时期，运用得更彻底、更公开和更残酷。”[5] 这些话具有预言性。现在很明显，1991年苏联的解体被美国视为在世界各地发动军事暴力的契机。冷战期间美国被迫接受的克制——实质上是非常有限的克制——已经不再是必要的。美国在过去20年的行径使我们得以想像，如果1917年十月革命没有发生的话，世界将会是怎么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亚洲、中东和非洲大部分地区结束了直接的殖民统治的庞大的民族自决运动，必会遇到美帝国主义的最高程度的武力。华盛顿通过向没有防卫力量的城市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来展示其野蛮的残酷性后，它将不会放过任何时机和不惜一切代价去取代旧的欧洲殖民主义列强。
14. 苏联的解体为美国进行持续战争的计划铺平了道路。自1991年以来，其武装部队已在全球几乎每一个角落都进行过作战。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言语来说，它力图在确保美国霸权的条款下，实现重新“瓜分世界”。没有哪个地区是美国不认为不构成其战略利益的。美国帝国主义想要什么呢？所有的一切！它坚决要在每个国家、每块大陆、每条海上通道、每个大洋和外太空，去树立其支配权。这种地缘政治上的狂妄自大是无法通过和平手段来实现的。一个国家又一个国家被列为侵略或轰炸的目标——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也门和利比亚。美国挑起了叙利亚的内战，并威胁伊朗。同时，奥巴马政府对孤立和围堵中国更为重视。美帝国主义的爆发正无情地引向会牵连到一切列强的全球性战争的方向，这将会造成核毁灭的危险。
15. 发动“反恐战争”——以9/11事件为借口——标志着军事暴力的制度化成为了国家政策的连续性工具。官方对战争和杀戮的美化到了丑恶的程度，使美国总统的形象被重塑为一种皇帝恺撒与黑手党教父的古怪组合。奥巴马标榜他亲自花了相当时间去挑选那些成为无人机导弹目标的个人，而且他明知杀人行动的受害者可能包括与军事或恐怖活动完全无关的平民，也批准这些行动。遇害者亦有些是美国公民，他们在没有法律程序，并公然违反美国宪法的情况下被处决。可以直言不讳地说，美国总统犯了谋杀罪。布什和奥巴马政府都已经采用了“法外状态”概念作为他们行动的基础，而这是由纳粹第三帝国的首要“法学”理论家卡尔 • 施密特发展起来的。
16. “反恐战争”已成为废除核心民主权利的借口。所有受《人权法案》保证的民主保护权都遭到了全盘的攻击，包括人身保护令、司法程序和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保护等。
17. 违反宪政的基本原则和程序不应通过集中在总统个人的特质来解释，尽管这些特性可能没有什么吸引力。变更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的经济要求与美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及其社会两极分化已达到的前所未有的水平。统治阶级极为清楚地认识到，绝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情况的恶化必然会导致社会动乱。从它的角度来看，破坏宪法的保障权就是为了准备镇压工人阶级和青年反抗无法忍受的社会状况、不平等和军国主义的斗争。
第二部分
18. 全球经济危机的加剧，正无可避免地导致美国和世界各地的阶级斗争的卷土重来。于2011年在突尼斯和埃及爆发的群众示威是革命高潮展开的先兆。此外，2011年的斗争对国际工人阶级的意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开罗发生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打倒了穆巴拉克的独裁统治几个星期内，解放广场的例子就被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工人引用，去抗议州长沃克的反动政策。
19. 预测革命斗争的必然性，然后等待它们的展开是不够的。这种消极性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通点，后者坚持理论指导的认识与革命实践的统一。此外，穆巴拉克下台后非常清楚地显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需要一个革命政党在场。社会主义平等党必须尽一切努力在群众斗争爆发前，在工人阶级内发展举足轻重的政治存在，尤其是在工人阶级最先进的份子当中。这个运动必须已解决了革命观点的中心问题。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激化了工人阶级，提供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社会主义平等党的责任是发展战略和策略，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引导工人阶级。
20. 美帝国主义的力量是强大的。但是，美国统治阶级并非是不可战胜的。其统治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基础已腐朽透顶。社会主义运动所面临的挑战是在工人和青年里发展力量，并要在正涌现的群众运动中灌输理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危机的政治含义。正如托洛茨基在早前一个革命斗争时期解释道：“欧洲和整个世界的工人阶级的任务，在于用革命的战略来抗衡资产阶级深思熟虑的反革命战略，因此也需要进行详尽思考。”[6]
21. 极端的社会不平等加剧了美国和世界各国的阶级分化。工人阶级里的反资本主义情绪正在迅速增长。统治阶级在群众日益不满的时期总是力图维护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对人民的控制。为此，它靠的不仅是娱乐界、新闻媒体、学术机构和反动的民主共和两党制的政治机器。企业-金融精英还需要依赖无数的“左派”政党、团体和倾向的服务，并通过它们使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和影响力在工人阶级里得以发挥。它们的作用是遏制阶级斗争，将它引导到对资本主义不会造成危险的渠道。几十年来，假冒的“左派”政治并非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是中产阶级里一个特权的阶层。明白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分配的特殊性质，便会更容易理解和解释这些富裕背景的人们的政治倾向。
22. 大量的研究表明，从总体上看，社会里最富有的10％所享受的生活水准比下层的90％要舒适和稳定得多。当然百分比的精确性和“截止点”可能会因国家而异。但是，特别是在最先进的国家，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上层中产阶级，是处于最高的10％里面的。然而，在这个特权阶层之内，财富分配仍有明显的差异。极端财富集中在最高的1％（尤其是在这组内最富有的一小撮人）。在人口中收入最高的10％的阶层的总财产和年收入的图表显示，如果从这个社会阶层的最高收入点移动到最低收入点，则会显示出一条急斜的线。根据经济学家阿特金森、皮克提和赛斯所收集的数据，年收入（在2007年计）至少须达398900美元才会被计算在家庭收入的最高的1％。但每年收入“仅有”109600美元就能被算进最高的10％里面。要算进最高的5％内，则收入至少需要155,000美元，但这仍然大约只是顶端1％的家庭收入中最低者的40％。当注意力集中在人口顶峰中0.1％和0.01％的令人作呕的财富和收入水平时，就会更明显地表明即使在最高的10％家庭里面，财富的分配也是极度悬殊的。 [7]
23. 因此，即使在人口相对富裕的阶层里，不满现状亦有相当的基础。有很多人，特别是如果他们略为低过最高端的5％，都会感觉到在经济上易受打击。他们必须借相当大笔的钱，好使其能住上适合他们社会地位的住所，支付子女的教育，去餐厅吃饭，渡假等。正是这个阶层——这部分包括了专业人士、有点成就的学者、任职于工会和劳工组织的官员、残余的福利国家官僚机构里的中上层，以及来自富裕家庭的青年学生等——为一种改良主义“左派” ，或者更准确地说，“伪左派”政治，提供了支持者。这种政治归根结底所追求的只不过是寻求在最顶端的10％人群内部对财富进行较为公平的分配。
24. 刺激了这个阶层的“反资本主义”的，更多是出于嫉妒有钱人，而不是为了团结工人阶级。他们并非想要破坏私有财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上)，而是想从中取得一份更大的收入。但中产阶级的伪左派拒绝通过工人阶级的群众斗争去争取社会主义和平等的诉求，却拥护各种形式的扶持行动，即那些基于种族、民族和性别而设定的优惠配额。这反映了特权精英们渴望在资本主义框架内，个人能有发展前途的机会和获取更多的财富。对于个人问题，尤其是性的执着，是中产阶级组织的特色，即坚决把个人利益超越阶级问题，并使捍卫民主权利脱离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25. “占领华尔街”运动当然在工人阶级广大阶层中引起了同情，他们认为抗议是向现有的经济制度表达了敌视。然而，这个运动却没有给工人阶级指出前进的道路。 在政治上支配着“占领”运动的是这些相对富裕的中产阶层的代表，并表达了他们的关注。它仍然停留在民主党的轨道上，希望抗议能从某种程度上影响奥巴马政府的政策。它从来没有试图在社会主义诉求的基础上，引发一场独立的工人阶级运动。它选择了“我们是99％！”作为口号并非偶然。它的领导人们不想更加精确地划分美国社会里敌对的、基于阶级的各个社会经济倾向，特别是不想指出相对于人口低层的90％所面临的情况，他们自己拥有特权地位。讽刺的是，抗议活动的领导人所宣布必要做的，曝光了他们自己的社会定位。中产阶级里的富裕阶层想要更容易得到金融业的财富。故此才有这个“占领华尔街!”的口号。这与主张推翻华尔街的专政和剥夺其财富的社会主义纲领相去甚远。
26. 正如早前的“反全球化”示威(在西雅图等城市)，指导“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是流行于众多无政府改良主义倾向的政治和理论概念。无政府主义所鼓励的放任的个人主义，很容易便在中产阶级内找到听众。这些倾向的灵感均来自于范围很广的，与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相关的主观唯心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思想家（如霍克海默、阿多诺、福柯、德里达、利奥塔、拉康和巴迪乌等）。这些倾向都抗拒马克思主义的一切核心的纲领性概念——尤其是抗拒它所坚持的工人阶级的核心革命作用。正如一位当代“后无政府主义”的代表在最近写道：
这种政治活动形式与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斗争不同：它不再是以无产阶级的中心主体性为基础，因此，尽管传统的工人阶级组织也参与了这些斗争，这个运动已不再是在阶级斗争的名义下可以理解的。无疑，这是反资本主义的斗争，但却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相反，在一个开放的领域中运作的全球资本主义要从政治上去理解，而不是用简单的经济来说明。因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方式。此外，它不再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动员模式为根据——即集中组织的群众性政党——而是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体现了一种松散的、志同道合的多样性组织的行动主义“网络”，去从事传统的示威及更具创新形式的直接行动。[8]
这个理论家在总结后无政府主义的纲领时强调，“它是这样一种政治活动的形式，它不再固定于一个单一的元叙事——例如，工人阶级的解放。”[9]
27. 无数伪左派组织和为它们的纲领辩解的理论家们，都对马克思主义和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社会主义革命观充满强烈的敌意。他们不停通过抨击如“宗派主义”、“专制主义”、“精英主义”、甚至是“极权主义”来抨击发展一个革命政党的所有努力，表现了他们害怕随着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意识的发展，将必然会摆脱中产阶级的政治支配。
28. 这些伪左派组织，就整体而言，代表的是资产阶级政治内部的一种倾向。在美国，出于为民主党维系一种“左”的形象的国际社会主义者组织(ISO)，慨括了这种倾向。然而，伪左派是一个国际现象。在美国以外阶级斗争更为突出的地方，伪左派的反动角色就更为明显。在埃及的胡斯尼 • 穆巴拉克倒台后，所谓的革命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附属于ISO）把政治信心向军方伸延，同时力图讨好穆斯林兄弟会。这种反动的倾向是基于由革命社会主义者的英国思想同僚所倡导的荒谬观念，认为可以在糅合“马克思与先知”的基础上发展出一个左翼纲领来！不出所料，其结果是灾难性的。这个伪左派组织在反对一切努力去建立政治独立的工人阶级运动后，却对埃及军方于2012年6月14日所发动的违反议会制的政变，毫无准备。回应这次政变，革命社会主义者在ISO的网站发表了一个相当于可怜地承认其政治上颓废和破产的声明。在对自已此前几个月的政治活动没有提供任何解释的情况下，革命社会主义者说：
无怪乎沮丧情绪在革命者、同志们、同事和朋友们中蔓延起来，对今天的事态发展难以相信，因为这似乎是反革命的击倒性胜利。 [10]
29. 当人们读到这种政治上的懦夫表现，便要问问作者：“女士们先生们，在穆巴拉克于2011年2月垮台后，这么多个月来你们都做些了什么呢？让军方发动政变，你们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然而作者们决不能回答这些问题。他们是不会为任何东西承担责任的。
30. 在希腊，伪左派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的一个倾向的角色被激进左翼联盟(SYRIZA)的角色揭穿了。这个组织是伪左派团体的联盟，其中包括前斯大林主义者、帕布洛份子（老早就脱离托洛茨基主义的叛徒）、各类形态的“国家资本主义派”和环保主义者。由于它们抨击欧洲银行所强加的紧缩政策，激进左翼联盟获得了众多的追随者。但当激进左翼联盟知道其将可能上台时，它的领导人亚历克西斯 • 齐普拉斯便立刻赶赴德国，向银行保证他的党无意退出欧元区。它所寻求的激进目标，不过是对欧洲银行的财政紧缩计划进行重新谈判。
31. 任何对伪左派倾向的反动特性的质疑，其最终的回答是: 他们打着欺诈的“人权”幌子去支持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主义行动。国际帕布洛派在其网站国际角度明张目胆地发表了支持帝国主义对利比亚进行血腥干涉的声明。反动的伪左派啦啦队欢呼帝国主义在军事上攻击那些遭受了几十年殖民统治的国家，现正在叙利亚重演。
32. 在160年前，卡尔 • 马克思在早期出版的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写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11]在当前的时期，“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已经被上个世纪的革命、战争和科技变革塑造了起来。我们必须研究二十世纪的巨大的阶级斗争的战略经验。工人阶级和青年中的先进阶层必须要弄清楚斯大林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工会官僚机构和其他形形式式的政治机会主义，在导致革命运动失败，并使资本主义得以生存下来所扮演的角色。
33. 鉴于上一次重大的阶级斗争时期已经过去了几十年，这种教育的必要性就显得更为迫切。官方的工会实行无节制的阶级合作，全力促进企业去剥削其员工，在这种条件下，整整一代工人直接参与反抗资本主义的机会被剥夺了。长期地压制阶级斗争阻碍了工人的阶级觉悟的发展。不过认为由于几十年来的社会和政治停滞而导致的阶级觉悟的下降是不可逆转，却是错误的。如果统治阶级对资本主义的“美国生活方式”的受欢迎程度充满信心，它就无须动用如此巨大的资源力图去肴乱群众的意识。它非常清楚宣传机器不可能遮掩社会的现实：“美国梦”已经让位给“美国噩梦”。
34. 社会存在是社会意识发展的实质基础。工人阶级的革命角色归根到底是由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客观地位所决定的。资本主义危机的加剧，必然会使潜伏在工人的意识里的社会主义倾向表现出来。正如托洛茨基解释说：“科学社会主义是无意识的历史进程的有意识的表达；那就是无产阶级在本能和本质上渴望以共产主义来开始社会的改造。工人的心理中这些天生的倾向在当今的危机与战争的时代，会极其迅速地活跃起来。”[12]
35. 这些“天生倾向”的存在表现在社会反抗的爆发，更表现在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接受。但是，我们必须栽培和提高这些倾向到真正的社会主义意识的水平。
36. 社会主义平等党所面临中心政治任务就是要朝向工人阶级。我们预期美国的工人阶级会爆发空前高涨的斗争。我们会毫不含糊地转向工人阶级。我们将在这一股巨大的力量中建设这个党。只有根基于国际社会主义纲领上的工人阶级群众运动，才能与美国的统治阶级算账。社会主义平等党必须提供政治方向，否则，严肃和持久的斗争是不可能，更遑论胜利。它必须在自己队伍中努力增添最有远见和最具自我牺牲精神的工人和青年。在真正的革命纲领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平等党欢迎那些毫无保留地向工人阶级这边走过来的中产阶级新党员，一起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这些力量可以而且必定会在革命运动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但这取决于他们已经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与小资产阶级的背境决裂。社会主义平等党在与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的思想同僚们的密切合作下，将会以马克思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历史与理论遗产为基础，去教育所有入党的生力军。它必须在美国工人阶级最先进的阶层中，灌输阶级斗争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质的深刻理解。
37. 全人类的未来都取决于一个工人阶级的真正的革命运动的发展。没有其他的路能走出资本主义危机所造成的绝境。托洛茨基在创立第四国际的纲领中所写的话，在我们总结社会主义平等党的观点和任务时，是非常及时的：
一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还不“成熟”的说法，都是出于无知或有意识的欺骗。资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先决条件不仅已经“成熟”，而且已经开始有些腐烂了。尤其是在下一个历史阶段，如果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人类的整个文化就有遭到浩劫的危险。现在，危机轮到了无产阶级，即主要是它的革命先锋队头上。人类的历史危机已经化为革命领导的危机。[13]
脚注：
[1] The Economist, June 9-15, 2012
[2] The Transitional Program (New York, 1981), p. 1
[3] 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June 2012, p. 4
[4] Ibid, pp. 17-18
[5] “The Draft Program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in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After Lenin (New York, 1996), p. 29
[6] “A School for Revolutionary Strategy,” in The First Five Year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Volume Two (London, 1974), p. 7
[7] “Top Incomes in the Long Run of History,” by Anthony B. Atkinson, Thomas Piketty, and Emmanuel Saez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1, 49:1, pp. 6-7)
[8] Unstable Universalities: Poststructuralism and Radical Politics, by Saul Newman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2007), p. 176
[9] Ibid, p. 180
[10] “An Attack on the Revolution,” posted on socialistworker.org
[11] “The 18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in Collected Works of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Volume 11 (New York, 1979), p. 103
[12] “From a Scratch to the Danger of Gangrene,” in In Defense of Marxism (London, 1972), p. 129
[13] The Transitional Program, op. cit.,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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