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平等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3号决议：反对美国推动对华战争
2012年5月24日
这是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平等党于2012年4月6日至9日在悉尼举行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的七项决议的第三条“Oppose the US war drive against China”。原文于2012年5月9日在世界社会主义网站(www.wsws.org)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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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会主义平等党本次代表大会谴责了由美国带头的针对中国的帝国主义战争准备，目的是通过军事手段去重新确立其在亚太地区的支配权和维护其世界霸权。
2. 2007-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地位的历史性衰落浮现出来，具有深远的政治后果。八十多年前，托洛茨基解释说：“在危机时期，美国的霸权会比在繁荣时期，更为完全、公开和无情地展现出来”，因为它会试图通过牺牲其竞争对手去克服它的“困难和弊病”。托洛茨基的评价已完全被证实。
3. 从2009年中开始，奥巴马政府为了回应布什当局被批评忽略了中国日渐增强的影响力，而发起攻势企图削弱中国在过去十年来在亚洲精心经营的外交关系。美国对亚洲的新的“重心转移”迄今为止包括了：支持南韩对抗中国的盟友朝鲜；支持日本与中国在钓鱼台/尖阁群岛争议上的紧张对峙；向台湾出售大量武器；美国在外交上介入南海的领土争端；与越南、印尼，尤其是菲律宾，强化紧密的军事联系；美国致力于使柬埔寨从中国的轨道上脱离开来，但更成功的例子是缅甸；美国使用澳大利亚北部和西部军事基地的新安排；加强美国与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推动区内四大“民主国家”，即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去组成一个反华战略阵营。
4. 概括来说，奥巴马政府的外交和军事挑衅行动之目的便是利用美国的战略联盟、伙伴关系和军事基地去包围中国。五角大楼在一月份公布的战略文件中明确宣布，美国军力将会“向亚太地区转移”，并把责任归咎于中国，要求它“避免在该地区制造摩擦。” 美国军事计划的一个中心焦点便是要确保控制通过东南亚的关键海上“咽喉要冲”，使其在冲突时，能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美国不顾后果地推动与中国的对抗，带有向一个潜在竞争对手作先发制人打击的性质。这将可能威胁引发出一场核战火，给美中两国人民以及人类自身的未来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5. 中国当局的官方政策仍然是根据邓小平所倡导的“和平与发展”。但部分军方和北京官僚已在呼吁放弃这个原则，理由是不管中国如何向美国提供有关和平意图的承诺和保证，其经济的持续崛起将不可避免地引起来自华盛顿的军事反应。故此，中国现在必须作好战争准备。由于北约对利比亚的干预，以及对叙利亚和伊朗的军事威胁，已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他们的立场已被进一步加强。
6. 尽管中国的经济、金融和军事力量在过去三十年经历了快速的扩张，它不是一个帝国主义强权。中国经济的增长源于它被纳入全球化大生产的过程中，成为了世界最大的廉价劳动力平台。它仍然完全依赖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和技术，而这些公司则从中获取最大部分的利润。中国资本主义不断被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美国建立与主导的帝国主义经济和战略秩序所阻碍。它所购买的庞大的美国国债并不表示其金融实力，而是反映了中国经济需要低值的人民币及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结果是它要面对美国金融当局单方面行动的高风险。同样，中国不断扩大的军事能力并不是实力的标志而是巨大的弱点。美帝国主义以其庞大的全球军事基地网络和联盟及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有能力在世界任何角落威胁中国的利益。统治中国的是一个极不稳定的资本主义政权，其统治精英是从部分斯大林主义官僚及其子女中选拔出来的。那些认定中国是一种帝国主义强权的人们，包括伪左派当中的一些人，是为了给美帝国主义的攻击辩解，或宣布自己的“中立”，从而默许支持帝国主义，正如国家资本主义派在朝鲜战争期间所做的一样。
7. 本次代表大会反对美帝国主义针对中国的战争准备并不意味支持中国当局或它的任何集团。现政权是斯大林派-毛派官僚背叛了1949革命成果的产物，他们在毛泽东统治的晚年已开始推行的资本主义复辟，随后被邓小平及其接班人继续深化。这两种方向: 是“和平崛起”并将中国更紧地纳入世界资本主义框架之内，还是呼吁加强军事准备以应对帝国主义的威胁，都只能导致灾难。
8. 中国工人必须反对北京政权所鼓动的中国民族主义——这只会离间他们与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工人——及其迅速转向的军国主义。中国在军力方面的扩张，包括核武器，是不会提供反战保障的，反而会为美帝国主义提供借口去进一步备战。此外，当局强化其武备，不是为了保护数以亿计人民的生命和福祉，而是为了保护以数百个亿万富豪为首的新资产阶级的经济与地缘战略利益。这个政权会毫不犹豫地与依靠剥削中国工人廉价劳动力的帝国主义势力联合起来，使用同一军队去对付国内任何反对其统治的人。事实上，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政府已连续三年优先投入国内安保经费，使其超过军事预算，这正凸显了它视“本国”工人阶级为一种比美国军事机器更大的威胁。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核战争威胁的唯一途径，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去推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工人阶级不可相信中共政权，而必须依靠自己的革命阶级斗争方法去反对战争。中国工人唯一真正的盟友是美国、澳大利亚和整个地区以及全世界的阶级兄弟姐妹，他们也面临着本国政府亲手制造的相同灾难。
9. 中国工人阶级要应对自身面临的日益增长的种种危险，必须推行自己独立的纲领和政治斗争，反对统治机关里的一切派系。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借鉴国际工人运动的战略教训，而中国革命和中国国家形式的演变又构成了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及将工人运动立足于一个国际社会主义战略。
10. 1949年的中国革命再次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对帝国主义时代本质的理解。这个开启于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时代，是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即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中国革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和各殖民地人民爆发的革命斗争之一。然而，各个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在一个又一个国家里背叛了这些战后的斗争。在斯大林与丘吉尔、罗斯福和杜鲁门签署的雅尔塔、波茨坦和德黑兰协定中，他帮助稳定资本主义在西欧的统治，以换取对所谓东欧缓冲国的霸占。在中国，尽管有苏联官僚的欺诈，中国斯大林主义的中共被推向夺取政权的目标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战败后的特殊情况：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在政治上非常虚弱；以及一场强大的群众斗争高潮，尽管斯大林在1925年至1927年的第二次中国革命时的背叛而引起的失败，曾使工人阶级和农民受到了可怕的打击。为了符合斯大林的政策，中共最初尝试通过组成一个联合政府，使工人阶级和群众从属于国民党。直至1947年10月，随着冷战的开始和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准备在军事上打败中共时，毛泽东才终于发出推翻国民党的号召。在政治上，中共因与苏联的联系得以增强，而工人和农民普遍但是错误的观念是以为莫斯科政权体现了俄国革命的传统。在军事上，中共的农民军队受到驻东北的苏军训练，又获得到了日本武器而被加强。中共给予了国民党军队一连串毁灭性的打击，最终在1949年10月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11. 1949年的中国革命和及随后实行的措施，给予了世界帝国主义一个猛烈的打击。它推翻了资本家-地主阶级的统治和开展了土地革命；它统一了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所分割了的国家；它结束了帝国主义的直接统治并把重要的工业国有化，从而建立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关键基础，证实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正如托洛茨基指出，在资本主义发展迟缓的国家，包括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主革命的任务——主要是推翻地主制度和废除帝国主义的统治——不能由民族资产阶级去完成，而只能由工人阶级领导着跟随其后的农民群众去完成。然而，一旦掌握了权力，工人阶级将被迫深入侵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并开始为社会主义而斗争。虽然中国革命实行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改造，但它与1917年的俄国革命不同，它并不是通过在政治上动员工人阶级去建立独立的工人权力机关而进行的。相反，它从一开始就被斯大林派-毛派所领导的中共所扭曲，因为后者力图压制工人阶级的独立斗争。只是由于工人阶级里有巨大的期望，加上帝国主义干涉的威胁，才迫使斯大林主义官僚对资产阶级进行了剥夺。
12. 革命中产生的国家具有一种混合性质。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被废除了，但工人阶级却被官僚政权镇压，并不能行使政治权力。基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对苏联是一个蜕变的工人国家的分析，包括苏联在东欧所实施的变革，即在二战结束数年后实行的生产资料国有化，第四国际把中国定性为一个“畸形工人国家。”
13. 这个社会学定义体现的是政治方面的展望和诊断这两者。一方面，它指出了已实行的社会和经济变革有其进步性质，并指出中国和国际工人阶级应该保卫这些成果，反对帝国主义和中国资产阶级的侵犯。另一方面，它亦明确指出1949年所建立起来的政权缺乏历史的可行性。它指导了工人阶级去争取政治革命推翻官僚制和建立工人权力的民主机关，以捍卫和推进革命的成果。如果权力保留在以反动的民族主义的“一国社会主义”观为基础的斯大林派-毛派政权的手中——这是苏联斯大林主义领导层于1920年代从工人阶级中篡夺了政治权力后针对不断革命论而首次提出的——则资本主义的复辟将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
14. 第四国际的分析发展自反对攻击其运动的纲领性基础的两种倾向。帕布洛派认为在东欧，然后在中国，所建立的畸形工人国家，并非是偏离了正路，而是代表未来的浪潮。他们声称向过渡社会主义将不再由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党所领导的工人阶级，如在俄国那样为夺取政权而发起，而是会通过由斯大林主义官僚所建立的“畸形工人国家”，这一过程将会绵延数百年。国家资本主义倾向则从右边攻击帕布洛主义。据他们说，不仅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东欧各国和中国亦然。国家资本主义派无视财产国有化的历史意义及其与工人阶级历史利益的有机联系，坚持认为没有必要去抵抗帝国主义。帕布洛派和国家资本主义派两者都否定了工人阶级的革命作用，错误地把历史可行性给予于了各个斯大林主义政权，并力图在每个国家将工人阶级的斗争从属于现存在的斯大林主义、改良主义和工会的官僚机构。
15. 革命后的中国所面临的一切巨大经济问题，在斯大林主义政权的民族主义经济议程及镇压工人阶级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这证实了不断革命论的另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世界经济支配一切民族国家的时代，社会主义的改造虽然在民族国家的土壤上开始，却只能在国际范围上完成。
16. 这个政权在中国的局限内无法解决这些日益严重的问题，驱使其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实行了左右摇摆的政策，继而带来了官僚机关内部的权力斗争。十年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包括1957-58大跃进的失败、中苏分裂和苏联撤走援助、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发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和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最终导致了北京与美帝国主义在1972年恢复友好关系。这正好遇上了战后资本主义繁荣的瓦解和全球经济危机的深化，这都加剧了中国当局的经济问题。这些问题是无法在闭关锁国的基础上得到解决的。紧随着与西方贸易的扩大，便是踏上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在1978年，邓小平使中国向外资开放。中国在经济上更为紧密地融入全球化大生产的过程，只是加剧了国内的社会和阶级矛盾。在1989年，这些矛盾以群众斗争的形式在北京和其他城市爆发，却被当局以天安门大屠杀及随后的警察迫害而暴力地镇压下去。
17. 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在1989年6月8日所发表的声明中解释道，这场大屠杀是中国斯大林主义者们在十年间有系统地复辟资本主义所导致的。声明说:“由北京政权所发动的恐怖之主要目的，乃是为了恐吓中国群众及为了粉碎一切反对刻意消灭中国革命的社会成果的力量。” 北京的大屠杀急剧地加速了自由市场计划的实施，为洪水般涌入的外资铺平了道路，因为全球大公司看到了这个斯大林主义警察国家政权在惩处工人阶级和保护私有制和利润方面，是值得信赖的。
18. 中国融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导致了经济快速增长。但它既不能为中国资本主义也不能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提供一个新的稳固基础。中国经济完全依赖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而现在它们却被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所笼罩。此外，经济增长创造了爆炸性的社会矛盾，其标志是工人阶级增长到四亿，同时社会不平等更是日益扩大。罢工和抗议示威不断增加，使“群体事件”从2006年的九万件翻一番至2010年的十八万件。中国工人阶级正在走向与支配着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太子党”和“红色资本家”的政权，发生一场革命冲突。
19. 我们的关键任务是在中国工人阶级当中建设一个新的革命领导层。这只能通过针对小资产阶级伪左派进行不懈的斗争才能实现，因为他们一面声称反对当前的资本主义政权，但又拒绝工人阶级的革命作用，另一面又有机地敌视工人阶级的政治独立。其中最突出的是新毛派，他们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复辟是邓小平掌权后才开始的。事实上，正是毛派的民族主义和小资产阶级学说——尤其是其坚持的斯大林主义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才导致了经济上的僵局，从而给以邓小平为首的公然的资本主义复辟派上台，创造了必要条件。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当政权受到工人阶级的威胁时，正是毛泽东而不是邓小平，调动了军队去对付工人阶级。正是毛泽东发起了倒向美帝国主义，而这是实行“自由市场”计划，及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复辟和中国被重新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
20. 中国正在来临的革命剧变将是现已在国际范围出现的新的革命斗争时期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国工人阶级必须转向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的纲领与观点，因为它体现了国际工人阶级在二十世纪的战略经验的重要教训，包括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与斯大林主义、改良主义和帕布洛派机会主义进行的长期斗争。这次大会肯定了社会主义平等党所肩负起的中心任务，就是在中国与整个亚太地区创立和建设新的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的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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