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要求中国进一步实行市场化措施
作者：陈骏
2012年3月22日
原文“World Bank demands further pro-market measures in China”是世界社会主义网站(www.wsws.org)于2012年3月5日发表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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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与中国共产党相连的一部分新资本家精英协作起草的一份蓝图，将极大地深化中国的市场化措施，为尖锐的社会和政治冲突打下基础。
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上周访华时提出了这份468页的《中国2030》报告。这报告是与总理温家宝为首的国务院属下的智囊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制作的。该报告又是在2010年由温家宝可能的接班人副总理李克强所委托的。李克强是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所谓共青团派在今年稍后要安插的新一代中共领导层的主要代表。
报告声称是为了帮助中国在2030年时过渡到“高收入社会”，实现相当于今天韩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其真正目的却是要将已被高官们事实上如私产般控制的那些余下的大型国有企业和银行彻底地私有化，或者出售给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主。
世界银行的蓝图反映了现任领导层企图为未来的“第五代”领导人设置议程，而他们大多都是“太子党”，即过往和现任高官的子女。虽然“太子党”不是一个政治上一致的倾向，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的股份制改造后，已掌控了许多大型国有企业。他们因此已经积累了巨额的财富。
例如，温家宝总理的亿万富翁儿子温云松最近被任命为国有的中国卫星通信公司的董事长。消息公布后，其股价上涨了50％。温家宝的前任朱镕基的儿子朱云来的中国国际资本公司，是全国领先的投资银行之一，是由摩根士丹利和北京的主权财富基金共同创办的。前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琳是一家主要国有发电集团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旗舰附属公司中国电力国际发展公司的董事长。
这个特权阶层的合乎逻辑的下一步，便是进一步巩固这些企业以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他们推动这一议程是由于害怕正在加深和尚未解决的全球经济崩溃，将导致工人阶级向他们挑战。佐利克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中国领导人都知道，该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该报告指出，中国在过去30年的快速增长，那种基于廉价劳动力，资本密集型投资，倚重出口和抑制国内消费的增长，已经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在过去的十年中，这种扩张是由美国和欧洲的借债消费和房地产泡沫来维续的，从而为中国大量的血汗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提供了市场。但这种增长方式在2008年世界金融体系崩溃之后已经垮掉了。美国不仅的没有任何明显复苏的迹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更威胁将世界经济陷入比2008-09年更大的衰退之中。
即使按世界银行肤浅的乐观预测，即中国将在2030年前超越美国成为最大的经济体——假设不被战争或社会动荡打断的话——该报告预计中国的年成长率将在2030年之前逐渐减缓到5％。这只有过去30年的平均增长率的一半。
由于每年找工作的有数千万工人和学校毕业生，这样的缓慢增长将预示着社会冲突的爆发。该报告提出：“即使从目前的速度减下来，中国的增长速度是否仍然是世界上最高的呢？它能否保持这种快速增长，并且不对世界、环境和自己的社会结构造成混乱呢？”
尽管世界银行坚持认为中国能解决这个危机，它所拟定的解决方法乃是出于西方金融资本和企业的利益，去实行一场影响深远的整合。
该报告呼吁支持私营部门的企业，如“降低企业进入和退出的门槛”和“实行打破国家重点行业的垄断或寡头企业（石油、化工、发电、电信）的措施。” 它进一步倡导“促进有活力的中小企业的增长和增加他们的融资渠道，促进区域和地方急需的专门化，并通过竞争鼓励自发的国有企业改革。”
在经过特别是自1998年到2002年的野蛮改制，从而导致六千多万国有和集体企业工人下岗后，大部分中小型企业已转换成私营公司或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其余国家拥有最大股权的大型企业，只占在中国公司总数的3％，但仍生产国内生产总值的40％。其中为核心的是约120家“国家冠军企业”，它们不仅在银行、能源、电信等战略部门，而且在“支柱”产业，包括基本金属、汽车和化学品等占主导地位。
这个核心包括了大多在《财富》全球500强的61家企业，是仅次于美国（133家）和日本（68家）的第三大组。中国工商银行在2010年是世界上最赚钱的银行，比美国银行的还多，这主要是因为严格限制了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金融体系的运作，从而使它得到保护。
美国投资银行曾发挥过关键作用，把一度债务缠身的中国国有企业转化为有利可图的股份制企业。这是通过在1993年至2010年帮助它们集资超过6500亿美元，并提升它们的国际地位来实现的。
然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金融资本寻求的是重新配置之前与中共的裙带资本家们的利润分享安排，要求北京向外国投资者开放封闭的行业。与西方公司关系紧密的中国大企业家，也鼓吹“公平”竞争改革，结束对“特权”企业的保护。
那些已在“国家冠军企业”里坐拥高薪职位的官僚们则抗拒失去他们所青睐的廉价国家信贷和受保护的市场份额。也有人担心新一轮的自由市场转型会引起工人阶级的反对。
这种冲突体现在佐利克的新闻发布会上。一位“新左派”学者杜建国，冒出来向世界银行私有化国有部门的“药方”提出抗议。他说这是给中国经济和人民的“一剂毒药”，是为了“消灭西方企业的一个竞争对手。”
这个在2000年代中期出现的“新左派”倾向，是与社会主义无关的。其纲领的基础乃是有利于企业界精英里的某些重要阶层的经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例如汽车企业，特别是四大国有汽车制造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家的补贴，及对外资所有权的限制，从而迫使各大跨国公司与它们建立合资企业。
佐利克坚持认为，是否接受世界银行的建议，完全取决于北京。中共将如何处理其内部的冲突，仍有待观察。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无论是中国的资本家精英服从这些要求，还是抗拒进一步对国际资本开放，都将被迫加强对中国工人原已残酷的剥削。这一进程不仅远不会为“高收入社会”铺平道路，还必然导致工人阶级的革命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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