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暴人流对中国“一胎化”政策提出质疑
作者：陈骏
2012年6月29日
原文“A brutal abortion calls into question China’s ‘one child’ policy”是世界社会主义网站(www.wsws.org)于2012年6月25日发表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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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流传形象而可怕的照片和视频，显示一位二十二岁妇女被迫作人流，而她的血迹斑斑的晚期胎儿躺在身旁的情境在中国和国际上激起了公众一片哗然，反对中国控制生育的制度及其“一胎化”政策。
冯建梅是在本月初被迫堕胎的。陕西省安康市的计划生育部门因她没有支付四万元（六千美元）的罚款后而作出强迫堕胎的决定。
冯建梅和她的丈夫属于构成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千百万内地民工。冯建梅原是内蒙古的城镇居民。她与丈夫在2006年结婚后搬到了安康曾家鎮居住，但却没有把她的户籍正式转移到新的农村住所。
因为他们的农村背景，这对已经有一个6岁女孩的夫妇，因第一胎是女孩他们是有权可生第二胎的。而城镇居民则只允许生育一胎。
冯建梅是在进行人工流产前几天才被告知其后果的。避免强制堕胎的唯一方法就是支付巨额罚款。当矿工的丈夫邓吉元其时正在内蒙古工作，他对《南华早报》说那笔款项相当于他四年的工资，他们夫妻俩根本没有这么多的钱。
地方计生官员于5月30日把冯建梅软禁起来，但她设法逃脱到亲友家。可是仅三天后又被20多名官员绑走了。她被绑上一辆面包车去到一间医院，并在那里被拘留了两天。一位官员向冯建梅的妹妹发了一条短信，警告说那四万元罚款“一分都不能少”。邓吉元拼命地去借钱，却未能够及时防止这场悲剧发生。
冯建梅被强迫在“同意书”上按指印，当时她的头是被套着的。她被抑制着的同时，被注射杀死胎儿和引产的药物。中国妇女往往在设备不足的诊所进行这种手术而死亡。《洛杉矶时报》的一篇文章详述了山东省利津一个38岁的孕妇马继红(音译)的实例，她于去年十月因强迫堕胎而死。
自20世纪70年代末由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所推出的“一胎化”政策以来，这种已成例行公事的手术，引起了广泛的反对。互联网的使用意味着这种政策造成的虐待再也不可能掩盖起来。
冯建梅的姑子在互联网上载了照片和故事。至6月14日，微博网站上已有超过一百万多条评论，有人将堕胎与二战时日军和纳粹德军的暴行比拟。也有人对比了冯建梅的惨况与官方媒体如何庆祝中国的第一位女宇航员刘洋以及所谓妇女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面对民愤的爆发，中共政权深感震惊。正如以往一样，当敏感的社会问题出现时，例如煤矿矿难或制造的奶粉造成千上万千儿童中毒事件等，当局便被迫改变立场。
中国当局现在表明冯建梅被强迫堕胎是违反了2001年的一条法规去禁止强制进行晚期妊娠的人流。6月14日，三名官员被停职，包括镇坪县计生局和曾家镇政府的负责人。
安康市政府向冯建梅表示了道歉。陕西省政府还发出通告，强调要尊重孕妇的“合法权益”，并宣布“晚期妊娠人流”是被禁止的。一位国家计生委员会官员在北京宣布，“高层”已经对冯建梅事件展开了调查。
然而，这般对待冯建梅的责任，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地方官员。最终的责任在于中共的领导层，是它监管着一个将计生指标分配给各个省市计生委员会的全国性系统。冯建梅之所以被如此无情地对待，可能是因曾家鎮政府在过去两年未能达标而收到了“黄牌”警告。
北京允许媒体继续讨论冯建梅事件，而没有禁止。当局一方面是为了平息民愤，但这件事也迎合了统治集团内部正在进行的关于是否应结束目前的控制生育政策的辩论。
邓小平在70年代末推行的“一胎化”的政策，正值他启动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政策。他坚持认为中国在1949年革命后没能克服经济的落后，乃是因其经济产量和自然资源被“太多”人分摊了。事实上，经济停滞是斯大林主义破产的结果，因为它是根基于反动的闭关锁国观点——即“一国社会主义”的政策。
现在中国一些经济学家警告，控制生育的政策已威胁到中国的“人口红利”，意即在过去三十年来推动着经济增长的源源不绝的廉价劳动力供应。中国庞大的劳动力后备军不仅为跨国公司提供了超级利润，而且使工资和工作条件在国际上保持在低水平，包括先进经济体以及发展中国家。
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国家统计局报告指出，与2010年相比现在的劳动人口——年龄介于15岁至64岁——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下降了0.1个百分点达至74.4％。“虽然仍有可能在未来几年会出现一些小的波动，但对劳动力供应[减少]的影响是值得关注的”，该统计局说。
中国和国际企业界的分析家们往往批评“一孩”政策造成了“劳动力的短缺”。
这项政策从未应用到中国的富人身上，他们想要几个孩子都可以。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去年十二月，广州一个富商和他的妻子用昂贵的试管婴儿生下了八个孩子，包括通过将胚胎植入代母，然后雇用了十名护士去照顾婴儿。
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而言，一胎化政策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后果。重男轻女的社会偏好导致了女婴被遗弃，以及选择性别的堕胎。中国社会的性别平衡因而被扭曲，预计到2020年将会有二千四百万男性无法找到伴侣。在一个没有全民退休金支持的国家，父母要依靠他们唯一的孩子去赡养，这样便给在80年代和90年代出生的这代人造成极大的负担。
正如中国生活的每一方面一样，斯大林主义官僚企图通过官僚主义的手段去控制国家的人口，毫不理会对劳动人民的巨大影响。现在它正考虑放宽或解除一胎化政策，也是为了满足企业界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其结果将同样具有破坏性，因为市场的运作必然造成更多的贫穷、失业和社会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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