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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主义与中国革命
2012年2月18日
原文“Trotskyism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是首次发表于1989年6月的《第四国际》杂志第16卷编号1-2的社论。社论及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在同期杂志上发表的两个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声明，已完全在随后的二十年中得到了验证。这二十年中目睹的是资本主义在中国不受约束的复辟，大量涌入的外资和在高压的斯大林主义政权之下创造的一个受超级剥削的庞大的工人阶级。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对1989年事件的分析在今天仍然是工人和青年们去寻求理解和解决中国当代社会危机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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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第16卷编号1-2 在今期的《第四国际》付印时正藉有消息指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因为邓小平的斯大林主义官僚正在全国范围搜捕在过去几周的革命动荡之中活跃的工人和学生。
便衣警察挨家挨户地展开突击搜捕，大量的作战部队和装甲纵队继续把北京处在军事包围的状态之下。
在上海，斯大林主义当局直播了三名工人的死刑判决，他们被指控参与了焚烧了轧死一组示威者的火车。同时，参加了罢工的工人已成为警察搜捕的重点。由北京官僚发动的这波镇压浪潮已经愈益清楚地表明，这是针对中国无产阶级的反革命恐怖统治。
虽然邓小平称赞屠杀手无寸铁的工人和青年的部队为他的“钢铁长城”，目前的这一波镇压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反抗斯大林主义官僚的政治革命已经结束。正如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在本期发表的《打倒斯大林主义！中国的政治革命万岁！》声明中清楚表示，这场革命的深刻根源是工人阶级反对官僚刻意地去试图毁灭中国革命的成果，以图复辟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关系。在东欧和苏联本身，同样走向政治革命的运动亦在不可阻挡地展开着。
这些事态的发展为托洛茨基关于官僚化工人国家的未来演变之基本评价提供了最彻底的证明。五十多年前第四国际的创建文件中就提出：
“要么是工人国家里的官僚日益成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机关，继而推翻新的所有制形式，并使国家倒退到资本主义；要么是工人阶级将粉碎官僚制，从而开辟迈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正是最近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和几乎所有其他中国城市中所展开的战斗阵线。
此外，国际委员会本身也预见到了中国的动荡是国际工人阶级投入的革命斗争运动之一。在其于1988年8月通过的纲领决议《世界资本主义危机与第四国际的任务》里，国际委员会写道：
“在整个东欧和中国、越南和老挝，其官僚政权正比苏联变得更为迅速地把它们的国民经济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的结构之中。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远远走在前面。毛泽东的尸体可能仍被防腐处理而公开陈列，但他的遗产早已高度腐烂。他的接班人们已经拆除了残存的计划经济。几乎所有在1949年后被集体化的土地已回复到私有制之中，在政府推行的‘致富是光荣的’口号下，资本主义关系在农村蓬勃地发展起来。在城镇地区，几乎所有对资本主义企业的限制已被取消，大量原国有企业被拍卖给外国或本国的资本家......
“中国斯大林主义者疯狂地复辟资本主义而把国家推向经济灾难的政策，必然导致无产阶级大规模的爆发。在下一个革命高潮中，中国工人阶级将领导贫困的农民进行一场宏大的斗争去把国家里面的官僚和斯大林主义所繁衍的贪婪的资本家清洗掉。”
中国的事态发展不仅证实了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主义，为中国革命的命运而奋斗的观点。正如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的声明所阐述: 这些事件也使国际委员向第四国际内部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发动的持续斗争达到了高峰。
工人群众对官僚制及其公然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之反抗斗争，揭露了一切投靠了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的修正主义倾向所起的反革命作用。
成立于1953年的国际委员会是为了反对米歇尔 • 帕布洛所领导的机会主义倾向，这个倾向曾威胁要摧毁第四国际。
帕布洛的取消主义兴起于以一种印象主义方式来适从战后的帝国主义秩序，这在一方面是由于帝国主义得以重新稳定，另一方面是斯大林主义官僚的控制力在表面上的增强。
帕布洛派面对这些形势发展的回应乃是得出一条彻底不同的阶级路线，其基础便是否定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及革命政党争取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意识发展这个最高任务。
帕布洛派的修正是根据于二战之后尤其东欧的情况，在那里私有制不是通过工人阶级独立的革命动员而被消灭的，而是由于苏联红军占领这些国家的后果。
托洛茨基主义者把这些由官僚所建立的新政权，定义为畸形工人国家。第四国际对这些国家的基本态度是，面对帝国主义而言，要捍卫其国有化的所有制关系，同时要争取建设一个革命政党，动员工人阶级进行反对斯大林主义官僚的政治革命，从而建立起真正的工人权力机关。
此外，那些保卫托洛茨基主义的人们认为，无论东欧如何通过财产的国有化短暂地削弱了资本主义，这些相比于斯大林主义在世界范围出卖了社会主义革命及其与帝国主义的合作都是极其得不偿失的。
这个基本观点早在1939-40年间就由托洛茨基在针对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斗争中预见到。托洛茨基在分析随着红军于1939年入侵波兰后，由官僚在那个国家所实行的社会措施的意义时写道：
“我们首要的政治基准，并不是这个或那个地方改变了所有制关系，尽管这些改变本身是很重要的。相反，更为重要的乃是世界无产阶级的意识与组织上的改变，是他们保卫已取得的成果和完成新任务的能力之提高。从这一点，也即唯一决定性的角度来看，莫斯科的政治从整体而言完全保留了其反动的性质，仍然是世界革命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托洛茨基进一步指出：“正如我们所说，生产资料的国家化是一个进步的措施。但其进步性质则是相对的，它的具体比重取决于所有其他因素的总和。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要指出的是，在‘社会主义’措施的外衣下，被官僚的专制和寄生性所支配的领土之延伸，可能会增强克里姆林宫的威望，从而造成以为官僚主义的操控便有可能代替无产阶级革命的幻想等等。这种邪恶远远超过了在波兰实行的斯大林主义改革的进步内容。”(《捍卫马克思主义》伦敦新园出版社1971年版第23、24页)
正是这种“邪恶”融进了帕布洛修正主义在第四国际的发展。
帕布洛把官僚在东欧建立的所有制形式作为一个全新的历史观的出发点。他提出的概念是，废除资本主义将并非由马克思主义所传统定义的，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而是通过官僚-军事手段来进行。这种观点认为，由于斯大林主义官僚被迫与帝国主义发生军事冲突，它将被迫同时通过军事手段和指令资本主义各国的斯大林主义党派去领导革命斗争，不断地把国有化财产关系扩展到新的地方。
根据这种预测——这是否定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的——建设独立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去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的斗争已经完全是多余的，这是因为社会主义——虽然是畸形的——将会通过官僚机构和其他非无产阶级力量这样的中介实现，它们在事态发展的压力下，会不自觉地成为工人阶级的代理人。这个观点不可避免地在实践上导致的结论，便是第四国际的消亡。
从本质上讲，帕布洛派修正主义代表了一种小资产阶级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观的反叛。它对毛泽东在1949年的胜利的回应乃是这同一基本路线的变种。
中国的情形是，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在1949年被推翻，是由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军实现的。帕布洛派不顾这将给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发展造成的长远历史问题，他们在毛的胜利中看到的是斯大林主义可在国际范围发挥革命作用的进一步证明。
帕布洛派攻击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他们自己的任务，并且要求在无产阶级领导中培养马克思主义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他们坚称中国革命证明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不仅不需要一个自觉的托洛茨基主义领导的帮助，甚至无需工人阶级本身独立的干预。在斯大林派领导下的农民军便可完成这项工作。
帕布洛修正主义的致命含意最极至地表现在帕布洛对中国托派的蔑视。毛派政权为了镇压这些为中国工人阶级的独立利益和运动而进行斗争的战士，而把他们监禁、流放和处死。
在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彭述之给当时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袖詹姆斯 • 坎农写的一封信中，他描述了帕布洛如何有系统地禁止了一切关于毛的政权对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血腥镇压的讨论。
1952年11月，彭述之终于被允许向第四国际国际秘书处报告中国支部所面对的情况。他复述了给坎农的信中内容，可是帕布洛却无视这份报告，声称“毛的政权对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屠杀并非蓄意的行动，而是一个错误，是因为托洛茨基主义者被误认为是国民党特务；即使毛迫害托洛茨基主义者是事实，这只能被视为一种例外的情况。”
彭述之的答复是这大屠杀并非是出于错误，而是“源自一种斯大林主义对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斯大林式敌视的深刻传统，是一种有系统和蓄意的去杜绝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企图”，尤如胡志明屠杀越南托派，或是格别乌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行刺托洛茨基主义者一样，这并非是例外。
随后在1953年2月举行的第四国际国际秘书处的扩大会议上，帕布洛反对彭述之试图提出一份关于在两个月前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被大量逮捕的报告。帕布洛宣称：“相比于毛泽东的革命成就，逮捕了几百名托洛茨基主义者是微不足道的。”
随后彭述之尝试派发“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求助的呼吁”，又被帕布洛有系统地阻止。“通过拦截这份文件，” 他写道，“帕布洛不仅故意欺骗了我和其他中国同志，而且也犯了两个不可原谅的罪行：（1）在客观上，他帮助了中共在群众面前隐瞒了迫害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这个最实在和可怕的事实。（2）他使其他各国正在应用或即将应用‘渗入策略’的同志们，学习不到中国同志所受到的残酷迫害的教训。”
中国最近的事态发展凸显了帕布洛派修正主义一方面阿谀奉承毛主义，而另亠方面则恶毒地虐待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罪恶。除掉了“几百名托洛茨基主义者”被帕布洛轻篾地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却是剥夺了中国无产阶级迫切需要的自觉的革命先锋队，而只有这个先锋队才能促进推翻力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官僚体系的任务。
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曾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在国民党和斯大林主义的恐怖统治及日军占领下，进行战斗。毛泽东和其他斯大林派的领导人从1927年革命失败得出的结论，是要以农民为基础来建设共产党。最初由英雄的陈独秀所领导的托派则不同，他们拒绝放弃争取在无产阶级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干部。无论他们犯了何种策略上的错误，他们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而这在今天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帕布洛主义对这些革命战士的轻视，是它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敌意之最清楚的表达。
毛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散布了混乱，而帕布洛主义对促进和助长这种混乱所发挥的作用亦同样大。随着中苏争议和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分裂，毛派组织形成，特别是在被压迫的亚洲、非洲和拉美国家。
在这些国家里，毛主义假扮成一种比莫斯科路线党派所倡导的“和平通向社会主义”，更为革命的选择。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农民激进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折衷混合为基础，那些遵循北京指引的党派，在阻止建设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
毛派把一个又一个国家的工人引向灾难性的失败。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1965年印尼工人阶级所蒙受的灾难。在那里，世界上最大的追随北京路线的共产党，遵循毛派的“四个阶级联盟”的意识形态，使工人阶级服从于苏加诺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权之下。这就使印尼无产阶级在军事政变面前，在政治上被解除武装了，结果导致估计达一百万工农被灭杀。
几年后，受毛鼓舞的印度纳萨尔派运动，也以血腥的失败告终。还有在拉丁美洲，由于那里的小资产阶级很容易就接受了农民游击主义和“从农村到城市”的理论，毛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大大地促成了工人阶级遭受到的一波失败。
帕布洛派的领导层不仅没有努力向工人阶级澄清毛主义，反而将自身完全适应于毛派。曼德尔赞扬毛派已经“接近不断革命论”，在拉美，帕布洛派支持采用同样注定失败的游击主义方法，把整批政党取消，还导致了成千上万青年的死亡。
修正主义正是这样抛弃了一切阶级分析的方法，并唾弃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正如国际委员会的中国声明中明确指出，毛主义并非是某种与斯大林主义决裂的新革命流派。相反，它的基础是明确否定不断革命论，并接受孟什维克的“两步革命论”及其“四个阶级联盟”的推论。毛泽东从未批判过导致了1927年中国工人阶级的血腥失败的斯大林主义阶级合作政策。相反，他掉头不顾无产阶级，几乎把中国共产党变成为一个农民组织，他浪费多年时间和牺牲了成千上万人的性命，为的是寻求与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反帝”阶层结盟。
列宁曾在理论上与民粹派的概念进行过斗争，这种概念认为工人与农民都是一样的“劳动者”，对于社会主义有同样的兴趣。他为之不懈战斗的是使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独立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农民这两者，并在俄国革命中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托洛茨基在他创立的不断革命论里，指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包括土地问题，只能通过工人阶级——领导着背后的农民——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来完成。建立了这样的专政将不可避免地不仅提出民主任务，还有社会主义任务的问题，而这样的任务只有通过将其革命扩展至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实现。这便构成了布尔什维克党在1917年的无产阶级十月革命的指导观点，同时亦是在斯大林主义蜕变之前共产国际的革命纲领之基础。托洛茨基根据这个理论传统，对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的上海大屠杀之后转向农民，作出了深刻的批判。可是在克服托洛茨基主义的“孤立”的疯狂企图中，帕布洛派却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所取得的这些成果，为的是使他们能更好地服从于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
虽然国际委员会的建立是为了向帕布洛派的修正主义发动斗争，它也曾多次被迫向在自己队伍内涌现出来的相同的机会主义和取消主义倾向进行战斗。
因此，在发起成立国际委员会的10年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便与托洛茨基主义决裂，而与帕布洛派重新统一。该党争辩说，1959年的古巴革命证明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通过“迟钝的工具”，即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游击运动来进行，而无需工人阶级的参与或一个自觉的马克思主义先锋政党的领导。
同时，多年来一直带头进行反对帕布洛主义的斗争的英国支部工人革命党，也经历了漫长的民族机会主义的蜕变，最终在1985-86年与国际委员会决裂。到了1980年代中期，英国领导层的希利、班达和史劳特终于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企图将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本身变成一个协助斯大林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进行背叛的附庸。
但是，大部分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的支部都反对工人革命党领导层的机会主义路线。它们的坚实基础便是在超过三十年与帕布洛派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发展和捍卫了托洛茨基主义。
在1985年-86年的分裂中这两个对立的倾向，在今天的中国事件上亦各自站在了对立的街垒上。由国际委员会所代表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倾向，在国际社会主义和政治革命的名义下，捍卫中国工人和学生的斗争。而代表了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的工人革命党的叛徒领导层，特别是希利、班达和史劳特，则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与斯大林派团结起来。
这并非是偶然的。英国支部的蜕变源自它适应于毛主义、斯大林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多年来，希利、班达和史劳特这个右派集团在国际委员会内阻止任何关于中国问题的有原则的讨论。这是因为英国支部的领导层本身并没有完全与帕布洛主义切断联系。
并且其领导层内与成为了工人革命党总书记的迈克尔 • 班达有着腐朽的妥协。班达对毛主义的观点，在所有要领上与帕布洛派是一致的。希利和史劳特则担心在国际委员会上讨论这些问题，将会在他们自己支部引起政治危机，从而打乱他们在英国的实际工作。
由此在1960年代班达便写过声明去赞扬毛泽东和红卫兵运动，甚至对他们授予了第四国际本身的任务。例如在1967年他宣称，“历史的辩证法正在无情地把 ‘文化大革命’ 转变成一场政治革命。” 这些修正主义的立场使英国运动在意识形态上解除了武装，从而使运动很容易受到强大的阶级力量的破坏，而这些力量在此期间已在开始压下来。
在1960年代席卷欧洲的、以法国学生抗议运动为高潮的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浪潮中，毛主义在事实上发挥了重大的影响。这些社会阶层之所以被这种基于农民公社和“人民战争”的意识形态所吸引，正因其本质上反无产阶级的内容。
虽然这些中产阶级激进份子并不打算在欧洲的土地上重复毛的长征，他们却在毛主义里面发现了令其慰藉的保证，即他们没有必要服从无产阶级这个资本主义社会里唯一坚决的革命阶级。因此，毛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为激进的小资产者们企图主宰和扼杀工人阶级的独立革命运动，提供了意识形态的辩解。
由于未能竭力克服自己领导层内部的修正主义的表达，还适应于这些社会阶层，这便给英国运动带来了致命的后果。到了1970年代初，党迅速地向中派主义方向发展起来。在班达适从了毛主义之后，工人革命党很快便出现了一系列向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工会官僚表示投降的立场。
在分裂的期间，班达与克里夫 • 史劳特联合起来——今天他是一个仍自称工人革命党之派别的首脑——要求消灭国际委员会和诋毁整个托洛茨基主义的历史。班达是为分裂辩解的主要文件《国际委员会为何应被埋葬的27个理由》的作者。
在分裂后，班达与托洛茨基主义明确地决裂，他声称托洛茨基主义是“世界帝国主义反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武器。” 他称赞毛泽东是最伟大的革命领袖，也同样地宣布他毫无保留地对斯大林和莫斯科官僚表示钦佩。
班达否定了托洛茨基关于蜕变的苏联工人国家的过渡性质定义，即它无可避免的要么导致官僚去复辟资本主义，要么是工人阶级推翻官僚制而向社会主义迈进。相反，班达宣称十月革命以及1949年中国革命的成果是“不可逆转的。”
“如果托洛茨基的预测有其真理，那就是他要求建立一个新的政党——即第四国际——去领导政治革命，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合理性，” 班达写道。“但这当然不是苏联、中国、南斯拉夫或印度支那的趋势。”
班达从未费心去应对大量相反的证据。他无视合资企业、帝国主义的直接投资浪潮和大规模地恢复私有制已经在中国设立，而且也在苏联迅速地增长。在放弃了革命马克思主义和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能力后，班达仍然相信斯大林主义是无敌的，而不论这与客观事实有多大的矛盾。这个基本特征是班达及一切和国际委员会分裂的叛徒所共有的。
至于格里 • 希利，他在托洛茨基主义运动里经历了50年后，找到了直接通往莫斯科的道路，成为了戈尔巴乔夫官僚和克格勃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典礼的官方嘉宾。他及其同伙凡妮莎 • 蕾格烈芙自始便多次前往苏联首都，为官僚搞的政治伎俩提供一个“托派”的装璜，因而在那里受到戈尔巴乔夫的爱戴。
希利名不副实的“马克思主义党”的中心主题是戈尔巴乔夫正在苏联领导“政治革命”，因此这是值得无条件支持的。无疑，这条官僚的可怜哈巴狗也同样会赞成戈尔巴乔夫去支持北京政权对群众的血腥镇压。正如在苏联一样，中国的工人阶级反对这种自上而下推行资本主义复辟政策的“政治革命”，对希利和他的新主子戈尔巴乔夫而言，是代表了“反革命”。
最后还有克里夫 • 史劳特，他的从工人革命党分裂出来的小派别一再谴责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对北京和莫斯科斯大林主义政权的政策之分析，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复辟是不可能的。他们已成为了“新思维”不加批判的支持者。
史劳特集团的《工人报》发表的关于中国事件的几份声明中，从没有提及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或是官僚的亲资本主义的措施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和压迫驱使中国无产阶级投入了政治斗争。
在5月20日版的《工人报》中一份题为《中国革命万岁》的声明中宣布：“官僚对于如何处理它从未经历过的情况存在着深刻的分歧。与资本家阶级不同的是，官僚在生产资料的领域里缺乏独立的利害关系，用以巩固其利益。”
这只不过是维护北京官僚的一个胆怯的辩护。它确实对“生产资料有独立的利害关系。” 通过腐败和维护其广泛的特权，官僚为了自身的目的，一直在操控这些生产资料，而使经济和工人阶级付出代价。
今天，邓小平领导层推行的亲资本主义经济“改革”在过去十年里已经给予官僚和他们的家庭不仅是“独立的利害关系”，还有对各经济部门正在增长的直接或间接的所有权。 高官们利用职权把物资供应和合同给予这些私营企业，从而养肥私营企业主而牺牲了国有化部门。正是这些对中国革命成果的严重威胁，驱使了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对官僚进行了拼命的斗争。史劳特正是要小心地把这个方面隐葳起来。
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教授西里尔 • 史密斯是工人革命党这场对托洛茨基主义进行修正主义攻击的先锋。史密斯在1989年5月13日那期的《工人报》中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正值中国事件期间——他写道：
“他们[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在戈尔巴乔夫的‘开放性’和‘新思维’中什么都看不见，只见到了刻意和有意识地把资本主义带回来的行动。
“他们谴责了任何这样的估计，这些评估认为这些变革是反映了官僚里某个集团为了尝试保护自己，以对抗苏联工人阶级的运动。”
这样将资本主义复辟对立于官僚试图在工人阶级面前保护自己，好像这是互相排斥的两个对立面，正显示出史劳特集团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敌视。官僚正是为了在工人阶级面前保卫自己，才寻求将自身转变为一个真正的统治阶级。
正如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写道，“我们不能仰仗官僚会为了社会主义的平等而和平和自愿地舍弃自身...... 在未来的阶段中，它将无可避免地在所有制关系中为自己寻求必要的支持。成为托拉斯的厂长是不够的；还又有必要成为一个股东。官僚在这个具决定性意义的领域中的胜利将意味它会变成一个新的占有阶级。”
在早前的一篇文章，史劳特集团坚称为了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复辟政策，就意味着要支持官僚里的利加乔夫派。
这样，史劳特派已经在本质上采用了与班达所提倡的相同的“不可逆转” 的理论。虽然用了略为谨慎的形式，他跟希利都支持戈尔巴乔夫的亲资本主义方案，并坚持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不可能在工人阶级当中争取到一条独立的路线，而只能在官僚当中之间选择这个或那个派系。
这两个概念与这三个工人革命党叛徒的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他们全都属于不是基于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而是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一些修正主义集团。通过坚称资本主义的复辟是不可能的，并否认官僚在工人国家中的反革命作用，他们要么如班达公开地抛弃了政治革命，要么便如希利和史劳特，将政治革命变成公开或默许地支持官僚的这个或那个集团反对工人阶级的暗语。
正藉国际委员会的分裂临近四周年之际，很明显的，工人革命党的三个前领导人之间的分裂并非出于原则性的或纲领性的问题。他们全都团结一致地反对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和托洛茨基主义的基本原则。
在北京官僚试图复辟资本主义而激起了中国工人大规模革命起义的条件下，他们便连同所有帕布洛派的倾向成为了官僚直接的代理人或辩护士。
中国的急剧事态发展凸显了我们现正生活在这样的时期，即此前世界资本主义关系曾经依赖达四十多年的国际协定和机构正在瓦解。这次历史性的危机正迅速地揭示了一切帝国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的破产。
天安门广场的大屠杀再一次揭露了毛主义是代表某种争取社会主义和反抗帝国主义的新的进步道路的所有这类的骗局。它满身是血地站在世人面前，暴露出这是工人阶级的一个反革命敌人。紧接着便是戈尔巴乔夫官僚公然放弃社会主义革命，及一个又个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领导层向帝国主的投降。
中国的事态发展是反抗各斯大林主义官僚政权的政治革命的一个新阶段，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些发展也揭示了第四国际保卫和推进无产阶级革命观，反对斯大林主义及其小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辩护士们所进行的长期斗争的巨大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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