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二十年后
2012年的资本主义危机和工人阶级的激进化
作者：大卫 • 诺斯
2012年2月11日
原文“Twenty years since the dissolution of the USSR： The capitalist crisis and the radicaliz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2012”是世界社会主义网站国际编委会主席和美国社会主义平等党全国主席大卫 • 诺斯在1月份举行的一系列社平党区域会议里作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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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刚刚结束了在世界各地都见证了非同寻常事件的一年。历史将铭记在2011年这一年阶级斗争在国际范围内的卷土重来。刚一年前，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打倒了突尼斯的独裁政权。几乎是紧接着本 • 阿里政权的崩溃，埃及的社会爆发在数星期内便把穆巴拉克扫除了。世界社会主义网站正确评估了在开罗的塔利尔广场所开展的斗争的重大历史意义。在2月1日发表的一篇社论里，世界社会主义网站指出：“历史已经回来复仇了。目前在开罗和埃及各地所开展的是真东西：革命。”
世界社会主义网站并没有低估埃及工人阶级所面临的挑战，我们也没有预期对资产阶级的胜利是容易的，而不论穆巴拉克自己的命运如何。我们写道：
这次的革命只是在其初期阶段。刚爆发出来的各种阶级力量才刚刚开始为自己制定明确的要求。纲领还未曾制定。从几十年的镇压中涌现出来的工人阶级还没有制定自己的纲领。在这刚开展斗争的时刻，当然不可能有更多的成果...... 革命的骚动在始发阶段的时侯，占主导地位的总是一般的民主性质的口号。统治精英害怕逼近的深渊，拼命地试图维护旧的秩序。“改革”的承诺很容易从他们的嘴边溜出来。社会的上流阶层只希望变革会局限于不威胁到他们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他们热切地呼吁所有民主力量的“团结”，当然是在资本家阶级代表人的政治控制之下的。至少目前的这种“团结”是以穆罕默德 • 巴拉迪为化身的。
近四分之一世纪前，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曾预测，今后一个时期的革命斗争将迅速具备国际规模。通过将这种洞察力应用于埃及事态的发展，世界社会主义网站指出:
世界各国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已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事实上，根据一些报道，美国的收入不平等比埃及和突尼斯更大。此外，在整个欧洲和美国，各国政府都要求和实施大量削减社会支出。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正陷入贫困的境地。
存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体，无疑是配备了更为先进的宣传机构，但也如埃及政府一样僵化和对广大民众的不满充耳不闻......
在开罗、亚历山大港和全国各地街道上所展开的斗争，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在埃及所发生的事件揭示了包括最先进国家在内的每一个国家的社会变革的形式。我们正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见证着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新时代的第一个震荡。
这种观点已被全球各地爆发的社会冲突所确认。穆巴拉克下台数星期之内，威斯康星州便出现了大规模抗议示威反对沃克政府对工人的基本权利的攻击。在欧洲，反对欧洲央行所要求的严重削减社会支出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发生在西班牙和希腊。数十万以色列人举行了示威去抗议恶劣的社会条件。大型示威也发生在中国和俄罗斯。“占领华尔街运动”是一代人以来，针对美国的社会不平等的第一场重大的民众运动。
世界社会主义网站并没有对2011年出现的运动采取不加批判的态度。首先，必须认识到的是没有一个运动是以一个社会主义纲领为基础的，更遑论马克思主义。小资产阶级党派，即被世界社会主义网站称之为“伪左派”的，正在努力不懈地在防范任何挑战资产阶级统治的工人运动。在埃及，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社会主义者（它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革命的）企图散布对军方和穆斯林兄弟会的幻想。这种奸诈的过程同样出现在希腊和西班牙。那里的工人和青年的群众示威都被伪左派组织，如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和反资本主义左翼造反同盟(ANTARSYA)及西班牙的反资本主义左派(Izquierda Anticapitalista)，保持在资产阶级政治的框架之内。
美国的抗议活动尚未涉及大量的工人阶级。它们仍然是一个以学生为主的运动。支配这些抗议活动的那些政治势力——在“不谈政治”的旗号下掩盖了自己的政治——代表了中产阶级内部一些人对顶端的10％的人群内部财富分配的不满。他们所寻求的乃是改善自己的财务状况和社会地位。
然而，这场运动已吸引了大量民众的支持。那些参加了各种抗议示威的大多数人是完全真诚地出于反对当今的社会不平等。如果因运动领层里的小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的政治而无视这些抗议，这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它们是公愤日益高涨的一种表现。全国的工人和青年们将此看作是一个期待已久的抗议，以此来回应财富在人口中的一小个百分点的集中，罪恶地寄生的金融机构，企业权力被滥用，以及绝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水平的无情恶化。正如世界社会主义网站在新一年的第一个社论中解释道：
身处经济危机，生活水准的大幅急降，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国家的无法无天，生态灾祸和新世界大战不断增长的威胁之中，大众们形成的一个共识便是资本主义已经失败了。全球千百万人参与的社会斗争的增长，意味着客观的资本主义危机已经内化在这个星球上的基本革命力量，即国际工人阶级的主观意识中。
对于美国和世界各国的统治阶级而言，2011年发生的事件令他们深感不安。普遍的想法是过去一年的抗议示威将继续，并在2012年变得更加激烈。莫伊塞斯 • 纳伊姆在本月初的《金融时报》上撰文写道：“不平等将成为2012年的中心主题...... 与不平等的和平共处将在2012年结束，而与它作斗争的要求和承诺将变得越来越激烈和广泛，比自冷战结束以来的任何时候更甚。” 《金融时报》另一个由安妮-玛丽 • 史劳特写的评论警告说：“2012年的大问题将是更多相同的问题：席卷多国的抗议示威将在许多地方演变成为革命。”
《时代》杂志承认了2011年爆发的社会运动的意义，并将“示威者”列为其“年度风云人物”。它认为过去一年的事态发展意味着自1991年苏联解体这一被弗朗西斯 • 福山当作“历史的终结”来庆祝的事件后，一个漫长的社会和政治冷漠时期的结束。在随后的年月里，《时代》写道，“信贷能轻易到手，自满和冷漠盛行，而街头抗议看起来像无谓的情绪杂耍——陈旧、古朴，就如骑兵于20世纪中叶的战争。在富裕国家里的一些罕见示威似乎是无效的和无关痛痒的。”
但是，那个漫长的社会和政治停滞已经突然结束了。正如《时代》写道：
总而言之，2011年比自1989年以来的任何一年都不一样——而是更非比寻常，更具全球性，更加民主，因为89年的政权蜕变都是总部的一次性解体的结果，关掉莫斯科的一个大开关，整个系统的电源便切断了。因此，2011不像1968年以来的任何一年——而是更加影响深远因为有更多的示威者在游戏中有了更多的角色。他们的抗议活动并非是一场反文化盛会的一部分，就如在1968年那样，而是迅速地演变成全面的叛乱，使政权垮台，并立即改写了历史的进程。换句话说，这不同于任何我们有生之年见过的，甚至可能不同自1848年以来的任何一年。那年一个巴黎的街头示威演变成为期三天的革命，使君主制变成了共和民主制，然后——在几周之内，部份是由于新的科技（电报、铁路、旋转式印刷机）——引发了一场不可阻挡的抗议和起义的连锁反应，波及慕尼黑、柏林、维也纳、米兰、威尼斯和整个欧洲其他数十个地方。
《时代》将2011年的事件与1848年和1968年作的对比，是过于简单化而不能承受严肃的历史、政治和社会的分析。这些早前运动的政治和社会动态是非常不一样的。这里不是回顾这个两年份里所发生事件的地方，但在这些早前的斗争里，工人阶级扮演了远为广大的作用。尤其是在1848年，工人阶级的斗争具备了起义和直接的革命性质。那一年的斗争见证了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作为一支重要力量的出现。而1968年并不只是一个“反文化的盛会”。法国的大规模总罢工提出了工人阶级政权的问题。在这场斗争中，工人阶级的广大阶层都受到了社会主义信念的启发。资本主义得以幸存乃是仰赖于斯大林主义的法国共产党所自觉追求的反革命政策。
然而，《时代》的文章——在提供一个洞察到统治阶级对2011年事件之反应这方面——还是很有意义的。《时代》几乎完全将焦点集中于中产阶层的不满对去年的抗议所提供的特定政治色彩这个元素。最有趣的是《时代》将“中产和有教养的阶层”，说成是“抗议的先锋”。在这种关注之下，实际上是一个对统治精英的严重关切——他们由占人口的0.1%和0.01%的超级富豪组成——已经不明智地孤立了自己。财富的大量集中疏远了中产阶级的重要阶层，而他们是越来越意识到和不满于在财富、机会、影响力和声望等方面与超级富豪们之间的鸿沟。因此，他们就有了“这样共同的信念，就是他们各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已经变得失调和腐败——假的民主制度受人操控使好处都给了有钱有势的人，并且阻碍重大的社会变革。”
这种不满是2008年经济崩溃的副产物。《时代》写道：“在泡沫年代，还有足够的钱从上面滴下来让他们感到快活，但现在无休止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停滞，使他们觉得成了冤大头。”
对于《时代》杂志而言，2011年的事件是一个敲响了的警钟。统治精英应该意识到来自身的社会孤立而可能出现的危险。虽然“社会主义”一词一次也没有出现在其文章中（但却稍纵即逝的提及了“工人阶级”），《时代》写道，“现在新闻媒体数据库Nexus每星期寄存有近500次提及到‘不平等’，而在占领华尔街开始的前一周只有91次。”
除了有多或少特权的中产阶级份子对人口顶端10％的财富分配不满以外，还有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他们的生活状况正在经历着巨大和无情的恶化。不投入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公开斗争，而这种斗争具有革命性的影响，其生活条件的改善是不可能的。2012年将会看到工人阶级更广大的阶层介入这种斗争之中。我们党面对的最重要任务便是在工人阶级内部发展其独特的社会和政治利益的意识，并向这些斗争注入社会主义的方向。社平党必须让工人和青年们明白到，在美国进行的斗争乃是国际阶级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反对美国统治阶级的斗争必须要以一个国际社会主义战略为基础。
苏联结束20年后
如果对世界历史的背景不加以理解，在政治观点和意识方面的问题是无法克服的，因为这种背景对工人阶级作为一种国际革命力量的发展，发挥了深刻的作用。
2011年爆发的斗争结束了20年的政治停滞，而这个时期可追溯到1991年12月25日的苏联解体，当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被拉下来之时。那个事件，作为斯大林主义几十年背信弃义的结果，对工人阶级造成了影响极大的迷惑。苏联的完结引起了一场资产阶级的必胜主义的发作，宣布这一事件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已被无可驳斥的驳倒和社会主义的结束。这些说法的实质基础，乃是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同于斯大林主义。
自从第四国际在托洛茨基的领导下于1938年成立以来，它就谴责了斯大林主义官僚是苏联的掘墓人。其创始文件警告说，除非由工人阶级通过政治革命将官僚推翻，它将会日益公然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在苏联战胜纳粹德国之后，第四国际中出现了修正主义的倾向，它们追随一部分小资产阶级，试图通过与克里姆林宫及其傀儡政党的联盟，去建立某些左的改良主义或激进的民族主义去抗衡帝国主义。帕布洛派修正主义者们试图给自己背叛托洛茨基的革命纲领辩解，宣称社会主义将在苏联和国际范围在斯大林主义者的领导下实现，尽管这是个跨越几个世纪的过程。
帕布洛派和整个左派小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对鼓动了他们的斯大林政权的表面力量那种敬畏，在今天是很难令人欣赏的。对他们而言，似乎没有什么比克里姆林宫的政权更加永恒和雷打不动。各种国家资本主义派的倾向——即宣称苏联官僚机构代表了一种新的统治阶级，而非托洛茨基一直认为的是一个寄生等级的那类中产阶层组织——亦参与了这种对斯大林主义威力的颂扬。对他们来说，似乎没有什么比托洛茨基所预测的，即除非工人阶级推翻斯大林主义政权，将导致苏联的灭亡，更为荒谬。
到20世纪80年代时，对托洛茨基的分析的怀疑已充斥着工人革命党领导内部，这在当时是国际委员会的英国支部。我记得在1983年的一次讨论中，让我惊讶的是工人革命党总书记迈克尔 • 班达跟我说，托洛茨基的警告是错误的。苏联的永恒生存是历史上“已解决了的问题”。我问班达，这是否意味着托洛茨基对斯大林主义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决定建立第四次国际，是错的呢？班达的回答回避了我的问题。但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班达便否定托洛茨基，谴责了第四国际，并宣布他对斯大林的崇敬。
当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3月就任总书记一职时，修正主义者们便急于宣布他是新的社会主义救世主。他们欢天喜地迎接他的公开性和新思维的政策。没有一个这些倾向企图对戈尔巴乔夫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方案，进行过哪怕是一丁点批判的审察。帕布洛派的领头理论家欧内斯特 • 曼德尔盛赞戈尔巴乔夫为当代最伟大的政治家，并谴责了“苏联领导人试图在苏联重新引入资本主义的荒谬理论。” (曼德尔：《新思维以外》Verso出版社1989年版第129页)
曼德尔所谴责的“荒谬理论”正是由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提出的。在1987年3月，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发表了题为《苏联发生何事？》的关于戈尔巴乔夫政权的政策之详细分析，它警告说克里姆林宫新出台的政策乃是旨在破坏建立于1917年十月革命的所有制形式。声明宣称：
在苏联经济日益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危机影响的条件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正在破坏计划经济的基础。通过允许20个部委和70家国有企业建立它们自己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公司的贸易关系，并把40％的外汇保留下来，戈尔巴乔夫——在自列宁和托洛茨基击败了斯大林企图打开耐普曼和世界市场之间的联系以来——首次在破坏国家的对外贸易垄断。同时，他发起了资本主义积累的过程，这将严重破坏国有化的所有制关系。 (《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1987年3月23日的声明》《第四国际》1987年6月版第38页)
这种分析已被关于促成官僚去瓦解苏联的经济崩溃原因的学术调查所证实。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表于2008年的《自1980年以来的俄罗斯》一书里，史蒂芬 • 罗斯费尔德和斯特凡 • 赫德伦第教授提出证据，认为戈尔巴乔夫实行的措施，现回想起来似乎是有目的地在破坏苏联经济。“戈尔巴乔夫及其随从，” 他们写道，“似乎有一个腐败而不可告人的议程，就是要造成事态的迅速失控。”(第38页) 罗斯费尔德和赫德伦第对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作出了毁灭性的评价：
历史表明，布尔什维克政变的子孙们并不是为了英勇推进共产主义繁荣的事业，或是甚至为了返回他们共同的欧洲家园而摧毁了苏联；相反，在莫斯科新统治者的治下，苏联的经理和部长们转化成了流寇(掠夺资产的私有化份子)，他们得到总统级的默许去将人民的资产和收入收归己有。 (第40页)
戈尔巴乔夫不仅没有展现自1917年以来灌输给每一个布尔什维克的要尽职调查个人对国家的财政收入、物资和财产的使用，他是眨着眼睛看着一场反革命的潘多拉魔盒从下面打开来的。他不仅允许企业和其他机构以各种方式为国家而进行利润最大化这种有益的事，而且还允许挪用国有资产及出口到国外而获取的收益。在这个过程中，红色厂长们无视国家的合同和义务，造成各工业间投入流动的失序，从而引发了使苏联再也没无法复苏，而俄罗斯仍未恢复的一场萧条。 (第47页)
鉴于所有后来那些关于叶利钦和他的休克疗法造成了大规模掠夺的激烈辩论，应该指出的是这种抢夺是在戈尔巴乔夫眼底下开始的。正是他恶意的玩忽职守使市场共产主义的言论转变成了对国家资产的掠夺。
这种掠夺的规模是惊人的。它不仅使苏联破产，迫使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于1991年12月6日向七国集团呼吁60亿美元的援助，而且还引发了被恰当地称为灾难改革的[catastroika]，即在1990年开始的生产总体大下滑。
回想起来，苏联经济并没有由于1953年对指令经济制定的自由化改革被宣布死亡而崩溃。这个体系效率低下、腐败，及有无数值得谴责的地方，但正如中央情报局和大多数苏联学家们认为的那样，它是可持续发展的。它的毁灭是由于戈尔巴乔夫纵容私有化份子及与他们同流合污，允许他们挪用国家财政收入，偷盗物资，自发的私有化及将他们的不义之财转移到国外，从而导致生产陷入混乱。 (第49页)
虽然斯费尔德和赫德伦第对戈尔巴乔夫的行动之评估是准确的，他们的分析还是过于简单化。只有在更根本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因素的框架内，我们才能理解戈尔巴乔夫的政策。首先和最重要的是，苏联经济的真实和客观的危机（已存在于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几十年）乃是发展自斯大林和布哈林在1924年引入的“一国社会主义”纲领以来，苏联政府奉行的自给自足的民族主义政策的矛盾。苏联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复杂性的增加，要求进入世界经济获取其中的资源。这种进入只能以以下两种方式之一来实现：要么是通过将社会主义革命传播到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要么是通过反革命整合将苏联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之中。
对于苏联的官僚机构而言，一个决心要捍卫自己的特权又害怕工人阶级的寄生性社会等级，苏联经济矛盾的革命性解决方案是绝对不可想象的。它唯一可以考虑的方案是第二种——向帝国主义投降。这第二种路线还为部分领导官僚永久保留自己的特权和极大地扩大自己的财富开辟了可能性。特权等级将成为一个统治阶级。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及其同伙的腐败只是由官僚来实现这一完全反动和具巨大破坏性的目标所用的必要手段。
在1991年10月3日，即苏联解体不到3个月前，我在基辅发表的一次演讲中，挑战了被斯大林主义政权广泛地传播的说法——即复辟资本主义会给人民带来巨大的好处。我说：
在这个国家，资本主义的复辟只能使现有的生产力及依赖于它们之上的社会文化机构遭到普遍的破坏。换句话说，苏联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融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结构不是意味着一个落后的国民经济的缓慢发展，而是迅速地销毁至少能维持工人阶级更为接近先进国家的，而且远远高出第三世界的生活条件的经济基础。当我们研究资本主义复辟的支持者们所孵化出来的各项计划时，我们不能不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实际运作的无知，不亚于斯大林。而他们正在准备一场社会悲剧，其程度将超过斯大林的实用主义和民族主义政策所造成的后果。 (《处在十字路口的苏联》出版在《第四国际》1992年秋冬版第19卷第1期第109页，强调是原文的)
在几乎整整20年前的1992年1月4日，工人联盟在底特律举行的党员会议上，思考了苏联解体的历史、政治和社会影响。这么多年后重读这份报告，我相信它已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它指出，苏联的瓦解“代表了工人国家在法理上的灭亡，及其被这样的政权取代，它们公开和明确地致力于破坏从十月革命产生出来的国民经济和计划体系的残余。将独联体或独立出来的共和国定义为工人国家，将会使这定义完全脱离它在前一时期所表达的具体内容。” (大卫 • 诺斯：《苏联的终结》劳动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
该报告继续说：
“一个革命政党必须面对现实和实际的情况。苏联工人阶级已遭受了严重的挫败。在工人阶级能够清理官僚之前，官僚机构已经吞噬了工人国家。这个事实，虽然令人不快，却没有驳倒第四国际的观点。自成立于1938年以来，我们的运动已经多次表示，如果工人阶级不能够摧毁这个官僚机构，那么苏联就将蒙受巨大的灾难。托洛茨基号召进行政治革命并非是对这样或那样的官僚渎职行为的某种夸张反应。他指出政治革命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苏联作为一个工人国家才能在帝国主义面前保卫自己。” (第6页)
我试图解释了为什么苏联工人阶级没有起来反对官僚去消灭苏联。在纳粹侵略的恐怖中幸存下来的苏联，怎么可能“由代表了苏联社会败类利益的一撮微不足道的小流氓”摧毁了呢？我提供了以下的答案：
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必须要强调斯大林政权在苏联国内对革命干部进行的大规模毁灭的影响。几乎所有革命传统和自觉地准备和领导那场革命的代表人物都被消灭了。伴随着革命的政治领导人被消灭，那些曾在苏维埃国家早年蓬勃发展的最有创意的知识份子代表也被歼灭或因恐吓而陷入沉默。
此外，我们必须指出的是工人阶级本身对国有财产的深刻异化。正如托洛茨基所指出的，财产是属于国家的，但国家却是“属于”官僚的。国家所有制和资产阶级所有制之间的根本区别——无论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如何重要——从实际情况来看，却是越来越无关重要了。资本主义的剥削确实在科学的意义上不存在了，但却没有改变这样的事实，即在厂矿和其他工作场所的日常生活条件与任何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同样悲惨，而在许多情况下，差远了。
最后，我们必须要考量的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长期衰落的后果......
尤其是在过去十年中，面对资产阶级的进攻，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工人阶级的有效抵抗不是崩溃了的，从而造成了苏联工人的士气低落。资本主义获得了一个“无敌”的光环，虽然这个光环只是虚幻的反映了世界各国的劳工官僚在每次斗争中都背叛了工人和向资产阶级投降。苏联工人看到的不是工人们在激烈抵抗国际资本的进攻，而是种种失败及其后果。 (第13、14页)
该报告还指出了统治官僚毁灭苏联是与一个更广泛的国际现象相联的。苏联被粉碎在美国的映射便是工会作为工人阶级的一种半防御工具的毁灭。
在世界各国，包括在先进国家，工人们发现他们自己的政党和他们自己的工会组织都在从事相关的有系统地降低工人阶级地位和使他们贫困的任务。 (第22页)
最后，报告驳回了任何这样的概念，即苏联解体将标志着一个资本主义发展进步的新时代。
千百万人民将看清帝国主义的真面目。民主的面具会被撕下来。帝国主义能与和平兼容的想法将被揭穿。那些曾驱使群众在过去进行革命斗争的因素已再次出现。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工人们将被提醒，他们当初为何要举行革命。美国工人将被提醒他们为何在过去曾对大公司进行过最庞大的斗争。欧洲的工人们将被提醒，为什么他们的大陆是社会主义和卡尔 • 马克思的发祥地 。 (第25页)
苏联解体之后：20年的经济危机、社会腐烂和政治反动
根据自由主义的理论，苏联的瓦解应该会使一朵新的民主之花绽开。当然，不仅在前苏联没有发生这种事情，连美国也没有。此外，在苏联解体之后——即所谓共产主义的失败——共产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那些不可调和的敌人，即社会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工会和政党并没有因此而胜利地重新崛起。相反的事情发生了。所有这些组织，在苏联的解体之后都经历了一场毁灭性，甚至终结性的危机。在美国，工会运动轰然倒塌，虽然它在整个冷战期间的主要任务便是要击败共产主义。在苏联解体之后的二十年里，劳联-产联丧失了了很大一部分的成员而被降低到一个完全阳痿的状态，它作为一个工人组织在任何社会意义上已不复存在。同时，工人阶级在世界各国的社会地位——从对国家政策方向的影响力到提高由自身劳动所产生的剩余价值中所占份额之能力来看——都急剧地恶化了。
从这一事实中得出的是一些重要的结论。首先，苏联的解体并不是因为所谓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失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些反马克思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劳工组织应在后苏联时代蓬勃发展起来。事实上，这些组织都经历了可耻的失败迫使人们去发现了一切所谓劳工组织的纲领和方向的共同特点，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反共的。所有这些组织的政治遗传基因里的共同元素是什么呢？答案是，不管他们有何名称，冲突的政治路线和肤浅的意识形态分歧，二战后的大型劳工团体本质上所追求的都是民族主义的政策。它们都是把工人阶级的命运捆绑到这个或那个民族国家之上。这让他们无法应对世界经济日益的一体化。跨国公司的出现与相应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现象，打破了一切根基于民族主义纲领的劳工组织。
第二个结论是，国际工人阶级的条件之改善是或多或少的与苏联的存在联系在一起的。尽管有斯大林主义官僚的背叛和犯罪，苏联这个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上产生的国家之存在，对欧美帝国主义施加了一定的政治和社会制约，否则这些制约都是不可接受的。过去二十年政治环境的特点——放肆的帝国主义军国主义，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否定资产阶级民主的基本原则等——都是苏联解体的直接结果。
苏联的解体对其绝大部分前公民，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在十月革命的20年后，尽管有斯大林政权的政治罪恶，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新财产关系使落后的俄国进行不平凡的社会转型成为可能。甚至在与纳粹德国进行四年战争而承受了骇人听闻的损失后，苏联在战后的20年经历了惊人的经济增长，同时伴随着震惊了整个世界的科学和文化的进步。
但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民的经历要作什么评价呢？首先是苏联瓦解造成了人口的灾难。苏联解体十年后，俄罗斯人口以每年75万人的速度在萎缩。在1983年至2001年间，每年的出生人数下降了一半。俄罗斯75％的孕妇遭受了某种危及其未出生孩子的疾病。只有四分之一的婴儿在出生时是健康的。
俄罗斯民众的整体健康状况在资本主义的复辟后急剧恶化。酗酒、心脏病、癌症和性病都有惊人的增长。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前苏联经济的灾难性崩溃和大规模贫困的急剧上升的背景下发生的。
至于民主，后苏联体制是在大屠杀的基础上整合的。70多年来，布尔什维克政权在1918年1月解散制宪议会这件事——这没有涉及一条人命的损失——被念念不忘地拿来宣传这是不可原谅的违反了民主原则。但在1993年10月，叶利钦政权在失去了民选议会中的多数议席后，竟下令炮轰位于莫斯科中央的俄罗斯议会所在的白宫。这场军事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估计高达2000。在这次屠杀的基础上，叶利钦政权实际上已转化为一个以军方和安全部队为基础的独裁政权。普京-梅德韦杰夫政权继承了同样的独裁路线。克林顿政府也支持了对白宫发动的袭击。与制宪议会被解散不同的是，炮击俄罗斯议会这件事早已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化又如何呢？一如往常，有才华的人们还是在尽最大努力创造严肃的作品。但总的景象是一片荒凉。而那些能界定从苏联的瓦解中涌现的现代俄罗斯文化，或者说文化残余的那些词，是“黑帮”、“奸商”和“寡头。”
在俄罗斯所发生的仅仅是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能观察到的社会和文化崩溃的一个极端的表达。我们可否甚至肯定地认为俄罗斯所制定的经济体制比英国或美国的更为腐败呢？俄罗斯寡头们也许采用了更加粗鲁和庸俗的方法。然而，我们可以说他们的掠夺方法的效率要低于美国金融界顶端的同行。毕竟，美国的金融寡头们因其投机性操作在2008年秋使美国和全球经济濒临崩溃时，竟能在短短几天内协调起来，将其损失的全部负担转嫁给公众。
毫无疑问，苏联在1991年底的解体给美国在巴尔干、中东和中亚施展武力开辟了无穷的机会。但美国军国主义的爆发，归根结底，乃是表现了一种更具深刻历史意义的趋势——即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地位的长远没落。这种趋势并未因苏联解体而逆转。过去的二十年是美国资本主义腐烂的历史。短暂的经济增长时期乃是基于不计后果和不可持续的投机活动的。20世纪90年代的克林顿繁荣时期，乃是由华尔街炒作的“非理性繁荣”，即所谓的互联网泡沫所推动。在彻头彻尾的犯罪活动的基础上，那十年间的大企业图标——安然是其闪亮的符号——都被给予了惊人的估值。这一切都在2000-2001年垮掉了。随后的复苏是由疯狂房地产炒作所刺激的。这最终在2008年崩溃，并从此一蹶不振。
当历史学家开始从他们的智力昏迷中恢复过来，他们将会看到苏联解体和美国资本主义的漫长衰落是一种全球性危机的相关情节，都是来自于人类发展起来的巨大生产力已无法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和民族国家体系框架内发展。
国际委员会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展望
在政治反动时期，社会思想的水平也急剧下降。有一种对原则的普遍放弃。知识份子们在政治风向的变化下，变得困惑和迷失方向，似乎失去了理性思考，更遑论系统性思想的能力。他们觉得有一种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冲动去讨好和遵循官方的“公众舆论”。所有这些可耻的倾向都因意识到奉迎拍马可能会带来金钱上的好处而得以增强，而与此相反，异议人士可能付出严重的代价。
苏联解体之后，左翼知识份子们都多或少的普遍地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和国际社会主义的观点。随着他们否定了自己过去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他们都赶紧去嘲笑二十世纪的革命剧变，只是一个可怕的错误。英国共产党的资深党员和斯大林主义的辩护士霍布斯鲍姆教授，宣布1991年的苏联解体意味着“短暂的”二十世纪（他声称是在1914年开始的）已经结束了。这种“短暂的二十世纪”的概念，在本质上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的一种回声。现在由于战争与革命的骚乱已经走到了尽头，每个人都可以做一个自我满足的自由派啦。
对历史的修正是一种更广泛的思想反动过程之一部分，而这是相联于占主导地位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和各种反唯物主义的非理性主义学派。思想上的崩溃反映了不仅是政治上的失败后个人的消沉，虽然这种消沉对这么多的学者和知识份子在苏联解体后否定马克思主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更深刻的水平上是反映了社会分化的客观进程。在中产阶级中较富裕的社会阶层——即知识份子出身于并为他们说话的阶层——已与工人阶级日益疏远。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决裂的那些知识份子，反映了他们与统治精英在物质上的联系和共同的利益。这就是无数“左”的倾向在美国和国际范围与资产阶级的政治结构发生政治一体化的实质基础。
国际委员会正是在与所有这些倒退的社会、政治和思想倾向的斗争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国际委员会抵制了一切在苏联解体后投降的倾向，不是偶然的。这种抵抗可追溯至1982年，向工人革命党的政治投降发动了10年斗争的结果。更深的走入历史，可发现对工人革命党的斗争，乃是发展自前10年中工人联盟[社会主义平等党的前身]对蒂姆 • 沃尔福的机会主义与对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约瑟夫 • 汉森的斗争。那个漫长的斗争史使国际委员会及其托洛茨基主义遗产之间的联系得以更生，从而使国际委员会有可能制定一个世界革命的展望，去正确分析了发展中的全球危机的主要特征，并使我们的运动为苏联解体后产生的巨变作好了准备。
回顾国际委员会在过去20年中的发展，某些发展中的关键“时刻”是应该被强调的。
（1）在1992年3月，国际委员会在第12次全会上，强调了一个具体和高度自觉的斗争去在工人阶级中重建国际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意义。在此背景下，国际委员会在后来的20年中发展了对艺术问题的重要工作。
（2）在1993年2月，国际委员会开始了与已故的瓦迪姆 • 罗高文密切的思想合作，并针对称之为“后苏联历史伪造学派”的，发起了一场国际反击。捍卫十月革命的历史记录和尤其是托洛茨基的作用，一直是国际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07年和2010年间，国际委员会发表文章详细地反驳和暴露了攻击托洛茨基的伊恩 • 撒切尔、杰弗里 • 施温和罗伯特 • 瑟维斯这些反动的历史学家。这些著作都出版在《捍卫列昂 • 托洛茨基》一书里。
（3）工人联盟在1995年6月开始转化为社会主义平等党，其他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的支部也通过了这个政治转型。
（4）世界社会主义网站在1997年2月开始创建，并于1998年2月正式推出。
（5）2003年3月，社会主义平等党和世界社会主义网站举行了首届全国公开会议。这一事件标志着社会主义平等党开始大幅增长。
（6）在几年之后，随着社平党成员的增长，党向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哲学基础发起了进攻。在这方面尤其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和社会主义意识》的出版。
（7）2008年8月，美国社会主义平等党举行成立大会，通过了《社会主义平等党的历史和国际基础》。在后来的三年中，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在澳大利亚、德国、英国和斯里兰卡的支部也举行了建党大会。
（8）2010年8月，社平党在其两年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个政纲以作为党在工人阶级中扩大斗争的基础。
已故的利奥波德 • 海默逊在他的重要历史著作《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起源》的引言里，引用了《麦克白》里一句难忘的话：“要是你们能够洞察时间所播的种子，知道哪一颗会长成，哪一颗不会长成，那么请对我说吧。”
工人联盟和国际委员会许多年前播下的种子，已经在过去四十年激烈的理论、政治和实践工作的滋养下茁壮成长。从这些种子中产生的是一个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历史连续性的真正的国际托洛茨基主义倾向。
我们在2012年面临的任务便是介入正在扩大的社会斗争，并去赢取最优秀的工人和青年去为社会主义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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